○ 结合法院工作实际谈法治理念心得体会 ○

较高，法治氛围浓厚，司法权威较高的地方、两者的冲突不大，尽管一个案子判下来社会效果不好，但大家议论一阵子就过去了，如美国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刑事宣告无罪，民事又判赔2500万美元。这样的案子在其他国家是绝对不敢这样判的。在法治传统不深的地方，二者的冲突是不可避免，处理不好会直接否定法律权威，产生反社会、反法治的社会效果，故本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对民事司法审判是必要的。第四、要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法官必须实现五个转变和一个加强。“五个转变”：一是在认定事实过程中，法官要善于实现从“职业人”向“理性人”转变。法院判决的对象不是法官自己，而是不精通法律的老百姓。判决只有被普通公众所接受，才能获得正当性。这就要求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时，不能仅从法律职业的角度去获得内心确信，还要以一个理智正常的普通人的角度，来观察判断问题，才能得出贴近百姓生活的判决结论，才能被当事人所接受。二是在解释法律的过程中，要善于实现从“审判者”向“被审判者”的转变。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张明楷教授指出，当法官运用文义解释和论理解释的方法获得一个结论后，如果从普通人的角度不会感到吃惊，就说明该解释是合理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说，法官不能老是站在审判者的角度看问题，而应该经常作一些换位思考，从当事人的角度来检视自己的结论是否正当。三是要实现从“审理案件”到“解决纠纷”的转变。任何案件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都是现实发生的利益纷争。对于受过法律专业训练的法官来说，审结一个案件并不难，但要有效消解当事双方的利益冲突，真正做到“案结事了”，却需要充分运用法官的智慧。法官面对一个案件时，不能把它仅仅看成一个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而要把它看成一个实实在在的纠纷；不仅要看到眼前的当事人，还要看到每一个当事人的背后还站着无数个潜在的利益主体。只有这样，才能透过冰冷的卷宗看到其后的民生、民权、民主问题，从而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四是要实现从单纯的“法律思维”到“法律思维与政治思维相结合”的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许多纠纷都不是纯粹的法律纠纷，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事件，如国有企业破产案件就有不少属于经济体制转轨所形成的“结构性破产”，准确地说，是国家将体制转轨的代价转移给企业职工来承担。对这类案件，只有将法律与政策结合起来才能妥善地予以解决。同时，社会转型期的法院也不仅仅是一个审判机关，法院除了具有运用审判手段解决案件的司法功能外，还肩负着社会管理的政治功能。因此，无论是从案件性质还是从法院功能的角度出发，都要求法官必须将法律思维与政治思维结合起来，不仅要善于从“案件之中”来研究案件，而且还要善于从“案件之外”和“案件之上”多角度、多方面地分析思考问题，决不能就案办案、机械司法。五是要实现从“重判轻调”到“调判结合”的转变。我们正处在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利益主体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人们对法院判决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然的。基于这一严酷的现实，调解结案就是法院和法官的最佳选择。实践证明，诉讼调解在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中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所谓“一个加强”，就是要加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著名法学家华伦滋曾经指出：“判决理由是区分司法擅断与司法民主的分水岭；如果判决可以不给理由，所谓权利保障和上诉审查都将变得毫无意义。”判决说理是程序“吸收不满”功能的必然要求，也是程序具有“作茧自缚效应”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法官不在判决书中对当事双方的争议一一作出回应，那么，审判程序不仅不能吸收不满，反而会将不满集中到法官身上，使法官和法院成为诉讼双方攻击的对象。判决说理的实质在于说服当事人和社会公众，使当事人服从法律，养成守法的习惯。因此，判决说理的关键，就是要将法理与情理结合起来，做到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增强司法裁判的亲和力。正如古人所说：“法乎于情。”真正的法理和情理是相通的，否则法律就会寸步难行。但要使两者有机结合，法官不仅要精通法律，还要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非凡的洞察力。所以说，审判是一门艺术，判决说理是法官智慧的集中体现。在这方面，英国贵族法官丹宁勋爵写的《法律的训诫》和《法律的正当程序》，其中所引用的判词十分精彩，可以说是情理交融的典范。
　　综上所述，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以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人民法院工作，建设和谐稳定、民主法制的公平正义社会，

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职责与任务，当中刑事审判的核心是惩治犯罪，实现司法对人权的保护，严肃执法非常必要和重要。民事审判中制裁违规，示范规则是必要的，但在民法规范不完整、不系统，要靠政策条文来指导补充的社会转型时期，民事审判的难点在于许多案件的处理无法可依，单靠不停修改的法律无法囊括复杂的社会经济事务，仅考虑法律效果的司法追求得不到社会的认可。从本土的文化传统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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