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论党主立宪——浅论法治国家与党的领导法治化  ○

方式的法治化。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主要靠政策，靠政治运动，靠领导人的威望。这是一种政策化、运动化、人治化的领导方式，它的产生和发展有其一定的历史根源和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政策化、运动化、人治化的领导方式的负面作用也很大，有的时候还相当严重。

　　五十年代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和大跃进运动，六十到七十年代连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都给党的事业和国家的建设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损害。之所以如此，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党的领导方式的政策化、运动化、人治化不能不算是重要原因之一。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转变领导方式的新探索，逐步告别了旧的领导方式，初步确立了法治化的领导方式，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国家的稳定、繁荣和富强。

　　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党的领导方式的法治化至关重要。

　　三、党的领导法治化的基本要求

　　实现党的领导方式的法治化，要求党严格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明确规定党的具体职权和具体的活动程序。这就是党的领导法治化的两个方面的基本要求，缺一不可，不能偏废。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一原则早在1982年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被正式确立了，而且已经得到了全党和全民的认同。因此，本文不再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证。

　　在宪法和法律中明确规定党的职权及其程序的问题，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有必要进行充分的讨论。那么，为什么要在宪法和法律中具体规定党的职权和程序呢？这是因为：

　　（一）明确党的职权和程序是党的领导权的性质决定的。

　　我国的宪法理论和政治理论都承认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权，然而，这种领导权究竟是什么性质？是权利之权还是权力之权？宪法没有明确的规定，学术理论界也没有认真地讨论过。笔者以为，这个问题应该讨论清楚，因为它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至关重要。

　　权利在法律上是一种选择许可，是主体的一种选择自由。拥有权利的主体可以行使权利，也可以放弃权利。而权力则是法律授予或认可的主体的社会强制力，主体获得权力后

“四论党主立宪——浅论法治国家与党的领导法治化”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没有弃权的自由。

　　权利还具有一种社会普遍性，即同类社会主体往往具有基本相同的权利。如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人都拥有财产权，等等。而权力则没有这种普遍性，比如，立法权、司法权等等国家权力都具有垄断性，不能让每个社会组织都享有这种权力。

　　权利的使用具有自由竞争的性质，而权力则不能自由竞争。根据劳动权，人们可以竞争上岗；根据受教育权，人们可以竞争上大学。但人们却不能通过自由竞争制定法律，或者审理案件，等等。

　　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权是不能弃权的；这种领导权是其他同类主体（各民主党派）所没有的；这种领导权不是通过自由竞争取得的，其他党派也不能通过自由竞争获得这种领导权。因此，笔者以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权是实实在在的权力之权，而不是（至少不仅仅是）权利之权。

　　通过权利也可以发挥领导作用，但这种作用不能依靠国家强制力，只能依靠身体力行，依靠威望、信誉和理论上的逻辑力量。通过权力发挥领导作用时，当然也要身体力行，也要靠威望、信誉和完备的理论，但不能仅仅依靠这些，还必须发挥国家强制力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曾经领导过全中国的抗日战争，这种领导在共产党控制区表现为权力，在国民党控制区则表现为权利。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没有掌握政权，不可能使用国家强制力，所以没有领导权力。但是，为了抗日，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可以从事一定的宣传组织工作，所以共产党就依靠权利发挥了领导作用。

　　笔者以为，在现阶段以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不能离开权利领导，但不可能仅仅依靠权利领导。党的领导首先应该是一种权力，是一种国家权力。既然是一种国家权力，就应当在宪法中明确其具体内容和具体程序。

　　（二）中国政党制度的特殊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