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揽法院工作 党建党委  ○

遍性即对各种社会关系的共性规定有时难以对个别特殊社会关系进行规范，使得法律普遍性存在缺漏与盲区，适用于一般情况能实现三个效果的完美统一，适用于个别情况则结果未必是公正的。因此，就需要法官的智慧，摆正个案效果与大局效果的关系，高水平地运用法律，而不是简单、机械地运用法律，从立法原意、立法精神来对法律条文进行充分理解，从体现法律公正价值和三个效果统一的高度来运用法律，从而达到个案效果与大局效果的和谐统一。
   
       三、确处理好法律和政策的关系
       法律和政策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行为规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党管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重要措施，我们的党是执政党，党的政策上升为国家意志就是法律，因此，政策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政策的条文化，都是为发展先进生产力服务、为发展先进文化服务、为维护最广大人民利益服务，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各种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正在发生大变化，需要法律进行调整和规范。但是法律与社会生活的相对滞后性，使其对这种大变化来不及作出及时反映，这就需要制定措施灵活的政策进行调整。因此，从现实来看，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其他一些领域，政策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为此，作为法官不仅要有强烈的法制观念，而且要有很高的政策水平，在处理每一个案件时，必须善于将法律和政策紧密结合起来，适用法律时要考虑政策因素，考虑政策因素时，又应当防止突破现有法律规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四、正确处理好法治要求与现实条件的关系
       依法治国是党的十五大确立的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治国方式，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反映了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一个法治社会里，法律是最高规则，司法机关应当独立地适用法律作出司法裁决，这个裁决应当是能够反映三个效果的统一，但有时却不尽一致。因为，社会是复杂的，法治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治国方略，属于上层建筑，必然受到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现实状况的制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其强调“礼治”而轻视法治，统治阶级以“礼”治理国家，社会关系的调整也是以“礼”为准则，因此，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经济无不以“礼”为基础，而且根深蒂固，法的意识相对淡薄；另一方面，建国初期，由于当时世界政治经济等环境影响，新生的政权还需要巩固，国民经济需要恢复，法治显然不是一种主要手段。再之后由于错误的指导思想，宪法和法律遭到践踏，更无从谈“法治”之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现在提出依法治国需要一种勇气，更需要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要充分认识依法治国的过程性和阶段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在依法治国进程中担负重要使命的人民法院，在行使审判权，适用法律时，就应当充分考虑到一个阶段、一个地区特殊的民情，把握好法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在不违背法律的情况下，使案件审理的法律效果被社会公众所接受，从而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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