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减免农业税看乡级财政的难处乡镇街道 ○
近年来，“三农”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一直被作为重中之重在狠抓落实。对于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来说，较好地解决“三农”问题，无疑将为经济的发展插上腾飞的羽翼。
2005年的“两会”上，wjb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了“从今年起，除烟叶税外，取消农业特产税，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xxxx百分点以上，5年内取消农业税”的政策。笔者对这项政策十分赞同，但对于随后传出的消息就感到不可理解了，多家媒体都刊出了这样的报道：《中国22省份宣布免征农业税，全面取消将提前实现》。在这里，笔者再次看到了中国人盲目的争强好胜和急功近利。
全面免除农业税对乡级财政的波及简直可说是负面影响，这是很难处理好，也绝对不容忽视的问题。对于非农经济发达的江浙沿海地区，免征农业税还不会引起较大冲击，但是对河南、安徽这样欠发达农业大省来说，咬下这块硬骨头本就不容易，现在还要一口吞下个胖子，实在是做得太过陡然了。此外，是否减免了农业税，就会如有些媒体说的那样，“农民自然增收，效果也会立竿见影”，还有待事实来说话。
农民为什么不愿意留在农村种地？穷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农村太落后，基础建设太差了。一个农民，就算种地种成了百万富翁，如果还是要面朝黄土背朝天，天天走“村口那条村里人祖祖辈辈都从那里走过”的泥泞小路，财富又有何意义？ 这些设施建设要靠谁来做？当然是乡镇政府。然而，“中央财政蒸蒸日上，省级财政稳稳当当，市级财政摇摇晃晃，县级财政哭爹叫娘，乡级财政集体逃荒。”当前我国各级政府财政状况的真实写照可是这样的呀！
“集体逃荒”，可想而知乡级财政是怎样惨不忍睹的状况。
上世纪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多数乡镇都盲目上马了一批乡镇企业，到头来赔本的十有八九，乡级财政由此背负上了沉重的外债，只有靠贷款还债，陷入了“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有些债务迄今尚未还清。此外，根据我国现行的财政预算制度，各种税收指标是层层下达的。省里完成不了就加到市里，市里完成不了就加到县里，但是加到乡镇的时候，已经到底了，再往后退就是农民群众，总不能将税收指标加到老百姓头上去吧？而此时乡镇承担的是超额的税收任务，完不成的话只好举债，用贷款来交税。
举债渡日，几乎是目前我国近半乡镇赖以运转的方式。
就说想修条路吧，首先要求爹爹告奶奶的到处批条子，土地局、公路局……吃吃请请，请请吃吃，谁也漏不得。好容易获得权限了，又得到处筹集资金。上级财政那儿好不容易讨来点，下面村里掏钱解决点，农民群众觉悟高再赞助点，余下的缺口就只有靠贷款了。
在我国，农业税是农业大省财政的主要来源。安徽霍邱县2003年全县财政收入的32.8xxxx来自农业税收。在部分乡镇，这个比例高达5xxxx。仅从这些数据就能看出，减免农业税对县乡财政的冲击是毋庸置疑的。安徽省决定从2005年起全面停征农业税，就好像在财政上突然砍出一个巨大的缺口，用什么来弥补呢？虽然全省从去年初就开始了财政体制改革，但是收效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好。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中央转移支付的资金必然会被省、市、县层层截流，最后真正划归到乡级财政的，又有谁能说清究竟还剩多少？前些天听说有专家提出，中央对农业税补助的转移支付应绕开省、市和县，直接面对乡镇，笔者认为是个不错的提议，虽然操作起来未必简单，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保证每分钱都用到了必要的地方。
说到此处，笔者不得不提一个不吐不快的问题。这些年媒体报道的侧重点都放在了农民身上，对直接面对农民的乡镇政权都采取了敌对的态度，张口闭口就是“老百姓如何如何，干部如何如何”，好像乡镇工作者都不是老百姓，而是旧中国的地主似的。他们是多大的干部吗？他们都只是普普通通的公务员，也要养家糊口。他们在基层苦干个七八年，才能升到小小的科干。只是因为他们站在了政府接触农民的前沿，于是所有的矛盾都汇集在了他们的身上。
笔者经常在媒体上看到《6任乡长拖欠债务12年》这样的报道，无一例外提出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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