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三农业背景中村民自治的思考乡镇街道 ○
内容摘要：三农问题的解决，需要宏观上的努力，更需要微观上的努力。村民自治，是中国村民自主解决农村公共问题，进行公共管理，提供良好公共服务的重要制度安排。发展良好的村民自治的关键之一是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法律安排。本文系统分析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具体规定，着眼于如何完善村民自治，分析其存在的缺陷，并给出了一系列的修改思路。 关键词：三农问题、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导论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农村开始了以承包制为核心的改革，农村经济因此而飞速发展，解决了整个国家的温饱问题。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城市经济飞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中国农村的发展却逐步减速，形成了最近若干年“农村落后，农民贫穷，农业危险”的三农问题。李昌平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可以说是21世纪初中国三农问题最形象的描述。 中国三农问题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解决方案也是复杂的，并不存在唯一最优的方案，因此政策选择往往是多样化的。不过，大家的基本共识是，三农问题，在宏观上不可能依靠农村自身的努力得到解决，关键还是要依靠城市化。很多人认为，城市化，是中国避免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重要方法，也是中国减少农业劳动力，扩大农业生产规模的必然出路。他们的政策建议就是，中国政府应该帮助中国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1]农民要致富，就要发展农业，农业要发展，就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其言外之意就是，要缩小农业人口的规模，让大量的人口进入城市。这显然是符合逻辑的。既然在当前的宏观格局下，三农问题很难依靠农村自身的努力得到解决。三农问题，在宏观意义上只能消失，而消失的方法就是城市化。 中国农业问题官员、农业问题专家杜润生先生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第一步，是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给农民以最基本的权利。他认为，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将他们从土地和其他束缚下解放出来，并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可怕的事情。他建议，城市不论大小都要向农民开放，让他们可以在城市安家落户。不得对农民工进行歧视性的管理。[2]杜润生的建议实际上也是要让三农问题消失，但其方法是给农民以权利。最近浙江省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别，把农民改为居民，要变“二元化”城乡户籍管理制度为“一元化”城乡统一户籍管理制度，可以说在中国开了先河，这势必为解决浙江的三农问题奠定制度基础。[3] 农民要维护自己的权利，不仅要靠政府，更重要的是要靠农民自己的组织，包括农会，还包括村民自治、乡镇选举和县政权的民主。杜润生先生认为，农民要建立自己的组织，要像工人有工会那样有农会，行使已经拥有的权利，让政府听到其诉求。还要“推进民主改革，先办村民自治，进而实行乡政权选举直至县政权民主重建”。[4] 徐湘林先生则认为，“三农”问题的主要根源是国家业已形成的城乡差别对待的政策结构和高成本运行的县—乡农村管理体制。高成本的县—乡管理体制则可以通过可行的乡村治理模式的改革（如乡镇长选举和自治）得以改善。[5] 这些研究都是非常可贵的，其政策建议也很有实践意义。本文认为，要解决三农问题，不仅需要宏观意义上的努力，更需要微观意义上的村民本身的努力。而发展村民自治是其中关键之一，如何在实践的基础上，完善村民自治的法律基础，又是完善村民自治的关键。本文将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以三农问题为背景，分析中国村民自治的法律逻辑，并结合当前中国农村存在的问题，探索中国村民自治的成功之道，以及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效应。 一、村民自治始于法律 现代法治是一种基于个体自由和平等意义上的法治，在这一体系中，每个人在私人事务上是自治的，每一个公共单位在自己的公共事务范围内是自治的，每一个经济单位、社会单位和政治单位，在自己的事务范围内是自治的，各级政府和国家也在自己的范围内是自治的。各种各样的冲突和合作，都可以依靠法律得到解决。在法治秩序中，立法是一种政治程序，基于经验产生秩序的规则，解决政治上的冲突，凝聚政治上的力量，形成政治上的和谐；行政是一种执行程序，基于知识制定公共政策，运作公共管理，提供公共服务；司法是一种理性、和平解决利益冲突的秩序，着眼于具体利益，利用正当程序，协调并解决各个方面的矛盾。 中国历史上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而只有为维护皇权统治而设立的惩罚性的法家之治。在这样的治理体制中，每一寸土地都是皇家的财产，每一个人都是皇家的臣民，任何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都是为了皇帝的江山稳定，即使提倡以民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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