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学语文论文:语文教育该姓“文”还是该姓“白”?科教文卫 ○
文白之争，在1949年以前，大的、公开的论战大约有过两次，小的、私下的就难计其数了。 五四前后的大论战，使白话文得到全面推广，并促成了言文合一的“国语运动”。
20世纪30年代关于大众语文的论战，进一步巩固了白话的地位，使白话更加接近大众的口头语言。这两次大的论战，都以文言的节节败退而告终。鲁迅于1927年曾言，“文言和白话的优劣的讨论，本该早已过去了，但中国是总不肯早早解决的，到现在还有许多无谓的议论”。然而，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年那些攻击文言的大师级人物，莫不是受了文言的熏染，无一不旧学深厚。
近日，韩军先生在《中国教育报》发表《没有文言，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一时间硝烟四起，引发了众人的争议，这场争议，使我们得以在鲁迅宣告“已经过去”将近八十年后，又躬逢了文白论战的盛事。
我们选编韩军先生的文章并组织这场讨论，希望能够引发人们对于文言和白话的矛盾、以及文言在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应该占到多大的比例等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
沙龙·观点
没有“文言”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
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坛“顿失光彩”、“暗然失色”，再也没有涌现出一个灵动地驾驭白话的“大师群体”，堪称“白话大师”的只有寥寥几位。 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很多，譬如社会政治动荡等等，但一个最合理、最令人信服的解释，也是最根本的解释，就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中小学阶段截断了系统的文言教育的“血脉”。这使得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文坛主流的文人们，在孩童时期的语言“敏感期”阶段，即13岁之前，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深入的文言教育。他们在语言“敏感期”所接受“语文教育”，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的所谓“现代语文教育”，是在废除文言的背景下，基本以白话为主体的、为本位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的人们，在语言“敏感期”，基本是“通过白话”来学习“运用白话”，而不是“通过文言”来学习“运用白话”。
文言是一种有着几千年历史渊源的语言，而白话是一种历史极短的语言。文言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积淀”了数量巨大的极富表现力的典故、语汇、辞章，而全民使用白话自“五四”诞生至今不过百年。白话还没有创造出自己“辉煌”、“丰厚”的历史“积淀”，白话基本源自文言，当今白话的基本语汇几乎依附于、脱胎于文言，白话的辞章文法也并没有超脱文言。用不太恰当的比喻来说，文言与白话的关系，一母一子，一本一末。人们在孩童的“语言敏感期”，从“根源处”学习语言，阅读和背诵一定数量的古诗、古文，打好文言根基，再运用白话来表达，那么，写出的文字就比较简洁、干净、纯粹、典雅、形象、传神；相反，通过白话来学习运用白话，写出的文字，就难以达到以上境界，而可能拖沓、冗长、繁琐、欧化、罗嗦、抽象。几十年来内地文人的整体文字面貌是越来越“水”，越来越“白”，越来越“俗”，越来越“痞”，失去了纯粹、古雅、洁净、朴素。不可否认，这正是所谓内地“现代语文教育”斩断了“文言”血脉的结果！历史的教训，我们不能不汲取，我们不能再重蹈覆辙！
我绝对不是主张在中小学阶段全面恢复文言教育，全面实行“通过文言”来学习“运用白话”，我主张白话、文言，各占半壁江山，适度加大中小学阶段文言的课文比例，而且是小学、初中、高中循序渐进地增加，至高中阶段在课文篇目数量上应当略高于5xxxx；我们中小学语文教育的目标，也绝不是放在培养“白话大师”上，我们着眼于奠定一代几代“现代人”的“白话运用”的根基，提高“现代语文教育”“学习运用白话”的效率。
现代汉语等于“现代”“进步”，文言等于“非现代”和“落后”，用啥即学啥，不用啥就摒弃啥，这是一种简单、机械的思维逻辑。
鲁迅、胡适、郭沫若反对文言，更多是从政治、思想、社会变革的角度出发的。而他们自身的文言素养，却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奠定得异乎寻常的雄厚了，所以他们成年后，无论怎样大张旗鼓地反对文言，而自身所受的文言的有益滋养，是反对不掉的；他们自身的文言功底或者说是文化的根基，是不会因此而变薄的。而如果出生在20世纪五十年代、六七十年代的“语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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