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自由的演讲稿  ○

与为官，不管身份的差异存在多大的不同，在人格上胡适却让他们统一了起来。梁实秋在纪念他的文章中写道：“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报销的。胡先生从未动用过一文，原封交还国库。他说，旅行演讲有出差交通费可领，站在台上说话不需要钱，特支何为？”这样坦荡的人格，做官与做学问，又有什么可以指摘的？如若为学只是误人子弟，为官只是为祸一方，那么官也好，学也罢，终究是要被唾弃的。在自由面前，胡适是真正做到了平等，他不因与自己的政治主张不同，就失去做人的基本原则，他摈弃这些存在的不同，而对于所谓的异己大加提拔和帮助。这样的自由才是自由之精髓，才是自由之灵魂。只虚有其表的自由，实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专制，是对自由的践踏。在党派之中打转的人，是不会从桎梏中挣脱出来，获取真正的自由的。只有超越了党派的隔阂，在坚持自己信仰和主张的同时，尊重别人的信仰和主张，并努力捍卫别人的自由，这样的人才是把自由实践的人，才是在自由的隧道中自由穿梭的
人。胡适对于这些有一段相当精辟的文字：“思想切不可变成宗教，变成了宗教，就不会虚而能受了，就不思想了。我宁可保持我无力的思想，决不肯换取任何有力而不思想的宗教。”党派也好，宗教也罢，都是为了使得人的思想高度统一，保持一致，不容许有不同声音出现，于是自由成为了相当奢侈的华丽外衣，可以披着这样自由的外衣为自己的党派或者宗教争取到党徒和追随者，党外之人，便成为了异己，于是自由失去。

无论是沈从文，还是罗尔刚，这些没有学历的人是得到了胡适充分肯定的人，他从来不因为形式上的限制而忽略人本身具备的真才实学，因此他能在任何时候都提拔这样有才华的人，让他们不因自己的学历而失去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给予他人以真的自由，是胡适对于自由的实践。困守在一种陈规陋习中，自由失去，发展无从谈起，因此，胡适总是能打破旧有的规范，从《文学改良刍议》开始，他就一直在破除坚冰的道路上艰难行走，从未曾动摇。

最能体现一个人对待自由精神的就是如何对待那些所谓的异己态度。在对待如鲁迅，陈独秀或者其他一些人，胡适向来是能帮则帮，而且从来是仗义执言，不因与自己对敌就落井下石，反而是仁厚待人，努力为对方的困境伸出援助之手。如历次对陈独秀的拯救，劝苏雪林放弃对鲁迅的攻击，并为鲁迅抄袭罪名进行洗清等，这不仅仅是一个人品格的高贵，而是对于自由之信仰，之追求，之坚决捍卫。在对待反对者的态度上，有一个事例很让人感动，林琴南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为了阻止新文化运动曾妄图借助北洋军阀的力量来铲除新文化运动的骨干，因此有人作小说以影射林琴南，攻击他，编辑把小说转给胡适时，胡适的话就算是今天说来给人听，也是让很多人惭愧的，所谓君子坦荡荡，恐怕也就如此吧：林琴南并不曾有在路上拾起红鞋的事。我们可以不赞成林先生的思想，但不当污蔑他的人格。这也就是为什么陈独秀与他在思想上分歧，但始终是挚交的原由吧，也曾假想，当鲁迅在天国听见胡适对于他的维护并做的评价，该是怎样的心潮？当然，在鲁迅生前，除了观点的交锋，胡适几乎未对鲁迅人格有过微词，也并无恶言相向，始终保持着君子的风范。有人说胡适之49年的哀号，是为了蒋介石政府的倒台而伤，实则是把一种政治观念上的肮脏俗套强行的加在了他的脖子上。他所哀伤的是他一贯提倡的自由不能实现，循序改良的主张中断。这最多是他对于新政府没有抱希望，但绝对不能算做蒋介石的忠实走狗，这是有质的区别的。

有这样悲观的情绪并不难理解，曾经有一段时间，无论胡适还是鲁迅都把苏俄看作是中国未来之走向，而后又深深失望，因为一个专权的政府是和他们的独立自由民主之主张是尖锐抵触的，毫不相容的，因此胡适也好，鲁迅也罢都很快放弃了这一梦想，而重新回到各自的理想上去。因此坚持苏俄路线的中国共产党的政府得不到胡适的青睐也是自然的，而且从后来发生的历史事件来看，我以为胡适之去美国，鲁迅之早逝，未尝不是一种幸运。最少在某种程度来说，我们没有看见他们如一些人一样出现人格的被侮辱和人格的分裂，保持了他们的人格独立完整和尊严，这该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最值得欣慰的事。

抛开政治不谈，胡适的清醒不仅仅体现了其人格的高贵，更主要的是，他始终不曾放弃自由的追求和信念。在上个世纪国内对胡适的清算中，胡适的态度再次让人钦佩：“儿女们被逼着控诉父母，家庭没有温暖与私人生活。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已被剥夺净尽。没有任何基本人权，甚至没有不说话的自由。”说的自由被剥夺已经很可悲了，连不说的自由也被剥夺，该是怎样扭曲的一个社会。在自己的思想被肆意歪曲和篡改的时候，在自己的思想得不到公正对待的时候，让我们再次领略了一种大家风范，这些光有宽容与理解是不够的，更多的是人性的悲悯，一种深入骨髓的自由信念的支撑和散发。

从纯粹自由精神的角度说，鲁迅的一个都不放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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