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人之本，诚信至上  ○

做人之本，除守德之外，还应当以诚信为至上。说得通俗一点，以诚信待人，是成大事者的基本做人准则，道理很简单，诚信为全天下第一品牌！不管你是谁，做人做事，都应讲“诚信”二字，养成老实取信的习惯，在事业上用这类习惯来工作，方可在竞争中取得成功。但是有很多人却不信这一点，硬要走向另外一端，结果既侵害了他人，又让自己吃尽了人生苦果。

　　魏晋时有个叫卓恕的人，为人笃信，言不食诺。他曾从建业回上虞老家，临行与大傅诸葛恪有约，某日再来拜见。到了那天，诸葛设宴专等。赴宴的人都以为从会稽到建业相距千里，路途当中很难说不会碰到风波之险，怎能如期。可是，“须臾恕至，一座皆惊”。由此看来，“诚”是一个人的根本，待人以诚，就是信义为要。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诚能感化万物，也就是所谓的“心诚则灵”。相反，心不诚则不灵，行则不通，事则不成。一个心灵丑陋，为人虚伪的人根本没法取得人们的信任。所以，荀子说：“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智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子为尊矣，不诚则卑。”明代诗人朱舜水说得更直接：“修身处世，一诚的地方更无余事。故曰：‘君子诚之为贵，’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舍诚而能行事也；今人奈何沽名钓誉矜得计哉？”所以，诚是人之所守，事之所本。只有做到内心诚而无欺的人，才是能自信、信人并取信于人的人。

中国人特别崇尚虔诚和信义，由于诚信是为人处世的根本。而“信、智、勇”更是人自立于社会的3个条件。诚信是摆在第一位的。“信”是一个会心字，“人”“言”合体。《说文解字》把信和诚互为解释，信即诚，诚即信。古时候的信息交换没有别的方式，只能凭人带个口信，而传递口信之人必须以实相告，这就是诚或信的本义。“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是中国人与他人、与社会交往进程中的立身处世之本。中国事靠礼义行事的德治国家，言行靠自律与自省。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法和刑是同义的，因此碰到题目不是靠打官司往解决，而是靠协商解决，在相互忍让的基础上通过调解达成一致，不希看闹到“扯破脸皮”“对簿公堂”的地步。有些受骗上当的人经常在事后采取忍让和不再交往的办法，由于他们对自己的要求并未改变，依然坚持用诚信的态度处世为人。靠道德的束缚而忽视法制的作用，在现代社会已被证明是不可行的，然而，“诚信”在法制化的条件下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在人们的相互交往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假设你要干大事，就要做到诚挚待人、光明坦荡、宽人严己、严取信义。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他人的信赖和支持，从而为事业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孔子的***曾子有句话：“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信不习乎？”作为一个有德行而对社会有责任心的人，在社会交往中诚信是做人的美德。与朋友交往要诚信。“君子养心莫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为官从政要“馑而信”，“敬事而信”，“言而有信”。孔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一个做事做人均无信的人，是很难在社会上立足的，由于人们均不齿于言而无信的人。所以，孔子说：“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是离不开诚的，诚是信的基础和保证，诚挚待人，就可以严取信义。

　　朱熹说，人与人要“合义则言，分歧义则不言。言义，则其言必可践而行之矣！”这就是说“轻诺寡信则殆”。对成大事的人而言，手中都有一张“信用卡”——以诚信处世。诚信，不但是做人的准则，也是处世的原则和方法。为人处世以“信”为原则，讲信义、重信义，这样的人才会为众人所接受，才会在危难之时取得帮助。

　　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四出祁山时，所率兵马只有10多万人，而司马懿却有精兵30万，蜀、魏在祁山对阵，正在这紧急时刻，蜀军有1万人因服役期满，需退役回乡。而离往1万人，会大大影响蜀军的战争力。服役期满的兵士也忧心忡忡，大战在即，回乡的愿看恐怕要化为乌有。这时候，将士们共同向诸葛建议：延期服役一个月，待大战结束后再让老兵们还乡。

　　诸葛亮断然地说：“治国治军必须以信为本。老兵们回心似箭，家中父母妻儿看穿秋水，我怎能因一时需要而失信于民呢？”说完，诸葛亮下令各部，让服役期满的老兵速速返乡。诸葛亮的命令一下，老兵们几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随后一个个百感交集，激动不已，决定不走了。“丞相待我们恩重如山，如今正是用人之际，我们要奋勇杀敌，报答丞相！”老兵们的豪情对在役的兵士则是莫大的鼓励。蜀军上下群情激愤，士气高昂，在情势不利的情况下击败了魏军，诸葛亮以信带兵取得了以少胜多的战绩。

　　人无信不立，良好的信誉会给自己的行动带来意想不到的便利；老实、取信也是构成强大亲和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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