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美国没有史玉柱，中国也没有乔布斯  ○

艰苦奋斗。”这是在黄山太平湖，柳传志教给他的。
　　史玉柱不再把自己当成一个“知识分子”，他坦言“胆子越来越小”，“只做好商人必须做的事情”。在一个只有“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的现实环境里，他找到了正确的生存策略。让企业永远保持充沛的现金流，负债率低于30%；只做高利润率又不跟政府沾边的生意（这样的生意常常处于灰色地带）；既然银行不肯借钱，就干脆参股银行；及时把公司变现，玩资本财技（上海健特借壳、巨人上市融资近10亿美金）；跟有合法伤害权的媒体保持恰当的距离又给予充分的好处。唯一遗憾地是，他对创新不再有兴趣。
　　乔布斯在“荒野”中被放逐的时间更长。尽管他的坏脾气改变有限，但他学会了宽容和谦卑，知道怎么信任和授权给优秀的人，比如Pixar总裁约翰。拉赛特，乔纳森。埃弗。这个设计白色马桶的英国人，后来在苹果公司担当设计副总裁。他学会了合作与开放，让微软入股，用英特尔的芯片，建立了iPhone开放平台。
　　人们的第一次成功往往根源于欲望和运气，而第二次乃至更多的成功则需要智慧和自控。
　　无论乔布斯还是史玉柱，最终都通过克制本我，实现了自我超越（Superego），这才是他们真正的魅力所在……
　　不同在于，两个理想主义的青年，一个变成了真正的商业梦想家，为了创造未来他不惜调动一切资源。而另一个人转变为纯粹而现实的商人，精确地计算着自己的付出与回报，不再做哪些费力不讨好的事。
小王国与大盗
　　其实，道德感与一个人的成功并无太大关系。
　　在硅谷，与乔布斯的天才同样闻名的是他的傲慢自负、喜怒无常、抠门小气、巧取豪夺、冷漠无情。前时代周刊的记者，日后红杉投资的大佬迈克。莫里茨，曾把在乔布斯威权统治下的苹果称之为“小王国”（Little Kindom），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描述。

　　专制带来效率，难得乔布斯的个人品味和商业直觉又皆属一流。不过，如果乔布斯生在中国的话，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臣民社会”而非“公民社会”里，他的自大会惯坏他，人们会完全屈服于他的权威，听从他的指令，直到他最终把公司毁灭，就像牟其中、唐万新、孙宏斌这些人一样。
　　但他生在美国，民主社会和资本主义机制里有种天生的“对冲”力量。董事会、股东大会、机构投资者像一道道紧箍咒约束着他。默认的游戏规则是，只要你有能力做大公司的价值，就算你是个暴君也无妨；反之，等待你的就是自动下台或者政变逼宫。
　　在中国，大多数民营企业和其创始人的命运，缠绕得太紧密了。权力的垄断和资本的垄断密不可分。我们没有发明出一套“防火墙”的制度，能将创始人的个人行为、个人信用与企业分离开。
　　于是，考察企业家自身的道德品质，变成了一件无比严肃又异常困难的事情。
　　相比大多数国内同行，史玉柱，堪称私德无缺。他信守承诺、有情有义、高度放权、慷慨分利，在公司破产之后，其核心团队成员仍不离不弃，甚至拿自己的钱来补贴公司。而他二次创业成功后，主动还债两亿的壮举，也足以表率。
　　在后来的巨人集团内部，史玉柱甚至成功地创造了一个“民主管理”的小环境。他成立了七人执委会，任何决策都必须多数票才能通过。除了核心产品，日常人财物管理全部放手，文秘出身的总裁刘伟，事实上已扮演了CEO的角色。
　　在《庄子。外篇》中，大盗盗跖（传说是贤人柳下惠的弟弟）与他的徒弟谈论“盗亦有道”。跖曰：“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
　　五者皆备的史玉柱，在现实的商业世界里扮演一个“Big Brother”的角色，通过排山倒海的营销攻势，淹没一切反对声音。居高临下地制订规则，利用消费者的无知、贪婪和权力欲，还有既懒惰而又想过瘾的心理，设计出各种圈钱的工具（详见《南方周末》的文章《系统》）。
　　史玉柱直言，“商业是什么？商业的本质就是在法律法规许可范围内获取最大利益。我是一个商人，做的事情就是在不危害社会的前提下为企业赚取更多利润。要一个商人又要赚钱又要宣扬道德，那不是商人，而是慈善家。”
　　而视道德为无物、几乎从未在慈善事业上捐出一毛钱的乔布斯，从iMac、iPod到iPhone，他所推动的一切都是在迎合“YOU”这个消费者主权的时代。过去唯我独尊、四面树敌的苹果，开始走向一种新的理念：用户要的不是技术，甚至不是电脑，而是利益的最大化和体验的最优化。

　　他不再把苹果视作一家电脑公司，归根结底，“我们骨子里就是一家消费品公司，你的生死存亡掌握在消费者的手中。他们才是我们关注的对象。我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就是对整个用户体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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