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检察机关实现执法理念的四个转变  ○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应根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切实转变思想观念，努力提高执法水平。围绕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检察机关应转变以下四种执法理念:
　　一、从执法“治民”向执法“为民”理念转变
　　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往往认为执法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法律是“刀把子”、是专政的工具。在司法实践中，执法“治民”观有诸多表现：
　　1.执法就是专政。在执法过程中总是以另类的眼光看人，轻易地把当事人当作专政对象，进而采取一些粗暴、野蛮的手段，如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时对当事人态度蛮横，有的在讯问嫌疑人时体罚虐待，有的在调查取证时无视无罪的证据，只搜集有罪的证据，等等。
　　2.执法就是管人。部分检察人员思想观念上还带着以人治为主要特征的专制思想，心理上存在治人者的强烈欲望。在接待群众来访和办理案件过程中，总是习惯以管人者自居，对待群众特别是对生活在底层的弱势群体态度蛮横，甚至刁难、辱骂，蔑视公民的基本权利。
　　3.执法就是执权。一些检察人员把执法过程简单地视为行使公权的过程。为了显示他们拥有的特权，在当事人诘问或作出被视为有碍自己面子的行为时，把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恃权枉法，仗势欺人，耍特权，抖威风，不惜践踏法律，践踏公民基木权利。
　　古人曾言：“法令行则国治，法令驰则国乱。”而法令之行，在于执法者，如果执法者的理念存在问题，法令怎能正确施行呢？笔者认为要树立“为民”执法理念，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执法态度上要有亲和性。在执法时展示给民众的应是亲近、和蔼、保护，而不是展示权力、炫耀武力、张扬暴力。在执法过程中要努力贴近群众，切实改变官僚衙门作风，强调尊重人权、服务社会。
　　2.执法程序上要有便利性。在法治社会，最宝贵的法治资源是人民对于法律的信仰和认同。检察机关要让民众知法守法，就必须要在执法过程中给公民以必要的便利。如在查办职务犯罪时让嫌疑人及时获取律师的帮助，及时告知其所享有的诉讼权利，传唤证人时尽可能地照顾到证人的时间和地点。在行使法律监督权时也要从方便群众的角度出发，避免神秘化和高高在上。
　　3.执法方式上要有通俗性。应避免法律专业知识成为与老百姓沟通的障碍，在接待控告申诉时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交流；在法制宣传时要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老百姓听懂、读懂、看懂；在进行职务犯罪预防时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形成群防群治态势，使我们的执法活动怀亲民之心，办便民之事，行利民之举，展示公正、文明的检察官形象，取信于民。

　　二、从“惩治犯罪”向“维护正义”理念转变
　　随着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深入人心、国家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片面的“惩治犯罪”执法观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但在司法实践中，仅追求“惩治犯罪”功能、忽视“维护正义”的现象时有发生。
　　1.惟数量论。有的检察院在执法活动中存在着“数量第一”的错误倾向，表现为：一是查办职务犯罪追求“立案”数，将立案数作为衡量工作业绩的主要标准，导致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质量严重下降，撤案率、不起诉率高和起诉率、有罪判决率低等情况严重影响了检察机关的形象；二是在行使刑事法律监督权时，过于追求“立案监督”数。在行使审判监督权时，对人民法院的判决只要与检察机关认定有出入，便动辄行使“抗诉权”，造成抗诉案件改判率低的局面。
　　2.惟重刑论。主要表现在，一是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时，用尽一切办法也要将小案做成大案，对掌握一定权力的官员戴着有色眼镜来审视；二是在批准逮捕时，不合理运用逮捕的三个条件，将逮捕作为“惩罚”手段而不是防范措施。对于报请延长羁押期限的案件，考虑较多的是为了侦查部门调查取证的需要，而极少考虑嫌疑人权利是否得到保障；三是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往往有拔高的趋势，定性时首先考虑的是重罪，出庭公诉时对案卷中明显存在罪轻、无罪证据不予举证等等。
　　3.惟功利论。执法中的功利性主要表现为过多地强调执法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一是对社会关注的重大案件、群体性事件、上级督办案件、领导批示的案件，有的检察院基于政治上的考虑，基于社会治安形势的压力，基于被害人亲属对抗情绪等综合因素，以捕代侦，惩治的目的占据第一位；二是利益驱动现象始终存在，办人情案、金钱案、关系案，特别是当地方财政的财力不足以支付检察院正常开支时，抓经济效益，以罚代刑就有了堂而皇之的理由，等等。
　　笔者认为，只有在惩治犯罪、保护社会让位于维护正义、保障人权作为执法的第一选择时才符合依法治国的本质，才能真正实现“法治”。要达到这一理想追求，检察机关在执法中就应当树立以下几种意识：
　　1.人权保障意识。首先，我们必须在执法中体现人文关怀精神，对嫌疑人的人格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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