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律研究》之“绪论”  ○

起的新儒学。这种新儒学不尚虚名，注重博实，敢于摒弃"贵华夏，贱夷狄"等陈腐观念，敢以北方王朝自重，以"正统"自居，完全适合金王朝力图在当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树立"正统"形象的需要，因而受到统治者的青睐。

此外，金统治者崇儒还缘于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现实目的。世宗即位后，鉴于女真贵族集团内部不断发生争权夺利的血腥事件，熙宗、海陵王相继死于暴力政变，遂大力宣扬和提倡儒家忠孝观念，特别强调忠君，把忠君思想作为调整君臣关系的法宝，要求臣僚"惟忠惟孝，匡救辅益，期致太平"(《金史·纥石烈良弼传》)，告诫臣民不要做有亏忠节的事。

金统治者带头尊孔崇儒，使女真人皆以学习华夏文化为荣，汇成一股学习华夏文化的潮流。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逐渐为女真人普遍接受。儒家思想成为汉、女真人等各族人民的共同思想。
各民族共同思想基础的确立，推动了金代政治经济制度改革和封建文化的发展，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三
在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多元一体文化氛围中，金朝立法上采唐辽宋之制，参以女真传统习惯法，形成具有多元特色的法崐，并对元朝法律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金朝第一部成文法规

熙宗《皇统新制》，就是以本朝旧制为基础，兼采隋唐之制，参辽宋之法汇纂而成。此后，海陵王《正隆续降制书》、世宗《军前权宜条理》、《大定重修制条》等法规，都是修订皇统以来历代法规基础上颁行的。集金代立法之大成的《泰和律令敕条格式》更是以唐律疏义》之翻版。它不仅是金朝的一代成法定规，其效力还及于元初。"元兴，其初未有法守，百司断理狱讼，循用金律"
(《元史·刑法一》)
直到元世祖至元八年（１２７１年）"始禁用金泰和律"(
《元史·世祖本纪》)。从蒙古汗国太宗六年（１２３４年）灭金而沿用金律，至此已三十七年时间。而且，金律的效用并未因元世祖一纸禁令而中止。世祖下令禁用金律时，并未颁行一部足以代替《泰和律》的成规定制。以致至元十六年（１２７９年），御史中丞崔　仍建言："宪曹无法可守，是以奸人无所顾忌，宜定律令以为一代之法"。(《新元史·刑法志》)在至元二十八年（１２９１年）颁布《至元新格》后，元成宗于元贞二年（１２９６年）以"律令，良法也，宜早定之"(《新元史·刑法志》)，命参知政事何荣祖等更定律令。但新律直到武宗至大二年（１３０９年）仍未颁行。时中书省臣上疏："律令者，治国之急务，当以时损益。世祖有旨，金泰和律勿用，令老臣通法律者参酌古今，从新定制，至今尚未行。臣等谓律令重布，未可轻议。请自世祖即位以来所行条格，校雠归一，遵而行之。"(《新元史·刑法志》)英宗至治三年（１３２３年），《大元通制》告成，才最终取代了《泰和律》的地位。可见，在中国法制史上，金律和两宋法律共同居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四
关于研究金律的资料问题。
金代律典法规早已亡佚不传。我们只能从散见于历史典籍中的法制资料，勾勒出金王朝立法建制之概貌。

作为二十四史之一的《金史》一百三十五卷，乃是可资参阅的基本史籍。《金史》系元代官修的一部正史。其依据是金朝史官编纂的诸帝《实录》和《国史》，并以金人刘祁的《归潜志》、元好问的《中州集》和《壬辰杂编》、王鹗《汝南遗事》等著作参证补遗，内容详实而可靠。正如《四库总目提要》所论:金代"制度典章，彬彬为盛，征文考献，具有所资。"而且，《金史》成书前，已有不少史家对金朝史实做了大量的考订整理工作，"相承纂述，复不乏人"，为修成《金史》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四库总目提要》说，"元人之于此书，经营之久，与宋、辽二史取办仓卒者不同"，对《金史》赞誉有加，称该书"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赡而不芜，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清人赵翼亦指出："《金史》叙事最详核，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谓为"良史"。(《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七)
此外，题为"淮西归正人宇文懋昭撰"的《大金国志》、宋人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洪皓的《松漠纪闻》等，亦是研究金律的重要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商务印书馆于１９７２年出版了叶潜昭先生的学术专著《金律之研究》。该书以宋朝律博士傅霖所撰《刑统赋》之疏解，及《元典章》为依据，参照《唐律疏议》，对金《泰和律》的条文进行了"复旧"，为金朝法制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对弥补金代法规亡佚造成的资料阙如作了有益的探索。其研究方法和视角独特而新颖，给人以启迪。

然而，《金律之研究》所"复旧"的金律，只是颁行于章宗泰和二年（１２０２年）五月之《泰和律义》。该律典虽然堪称金朝立法的主要成果，却不能反映此前近九十年间金律发展演变的历程，无法显示金代立法建制之全貌。须知，无论熙宗《皇统新制》、海陵王《正隆续降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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