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法律思想与当代法制——反思与前瞻  ○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 要加强对本决议的实施的领导，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并采取有效措施，认真贯彻执行。”这就是我们普法教育的决议性文件的内容，不可否认我们这20多年来的普法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普遍认为我们的普法教育也出存在很大的问题。中国的普法运动已走过了四个“五年计划”，也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人文学者余定宇说：（[21] 引自《南风窗》2004年4月下）
恕我直言，目前这种普法仍基本上停留在“你不准干什么什么，否则，法律便将会对你如何如何”的公民义务宣传的初级层面，而对广大公民“你有权干什么什么，如果谁侵犯了你的权利，那么你依法可对他如何如何”的“权利普法”，仍乏善可陈。十六大以来，中国的政治文明已发展到一个崭新时期，看来，普法运动也是时候转型了，要从“义务普法”转型为“权利普法”。如果不努力在中国建立新的法律文化，政治文明建设便只能是一句空话。甚至他还用“木桶理论”说：中国法制木桶上最短的一块板。这里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延续了传统法律思想，我们的普法教育是义务教育而不是权利教育。由于传统法律思想追求的是秩序井然，则必然要求人们不能为可能让秩序不“井然”的行为。
然而现代法制文明的核心理念在于权利文化。德国法学家鲁道夫·耶林说，培养国民权利感觉的涵养，是对国民进行政治教育中最高最重要的课题。因此真正要达到普法的良好效果，和为法制文明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土壤，必须完成这一“最高最重要的课题”！
三、敢问路在何方
前面已就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对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影响，以及在这中影响下的状况进行了分析，现就基本延续前文所述的方面所面临的问题作一点建言性的思考及总结。
中国而今已迈开了法制建设的伟大步伐，当今世界政治文明法制文明的建立与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我们在这一进程中应该任何利用现在的条件为我国法制建设谋利为中国人民造福呢。
我们目前的法制建设中最值得夸耀的成就可能体现在我们的理发成就上，具体言之则体现在我们的立法速度和数量上，但是我们相应的建立起了完善合理可行的制度吗？我们的立法价值的追求又是符合新时代法制观念的吗？如果不是有很好的价值追求体现在制度中，这种制度则是可疑的。正如约翰.迪金森(Joho.Dickinson)所说“我们所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具有一般规则的制度，我们还需要该制度中的规则是以正义为基础的，换言之，是指以人性的某些要求和能力的考虑为基础的。否则这个制度就会行不通；而且由于它违反了根深蒂固的判断倾向和标准，所以它不会被人民所违背，因而也不能提供确定性，而确定性则正是该制度所存在的理由。”古往今来的自然法传统都倾向于这样一种立场，即一个完全丧失或大体丧失正义的规则制度不配有“法律”这个名称。（[22]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 译 华夏出版社 1987）如果用这一标准来对我国当前的法制进行反思，又会得出什么结论呢，恐怕不是那么乐观。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从根本上讲是排斥西方文化之自然法思想的，而现代社会的法制文明的根源就在于自然法思想。我们当前在吸收了大量的传统法律思想的情况下，努力学习现代法制文明，这样便产生了一个必然的冲突。面对这样的状况，不少人提出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来掩盖只一本质的冲突，这样下去是危险的。在处理传统法律思想于近代法制的关系时，清朝末年的的宪政改革的失败教训是可以借鉴的。传统在我们无力抗拒它的时候已经在我们身上打下了烙印，没有那一个人或政府是没有传统的，就此而言，人是历史的囚徒。我们的问题，我们的信念，已及我们的思考方式都不可避免地在某一个传统中进行。……不同的是，满清政府并非出于对传统的敬畏而抱着绝死的信念去遵从传统，而是恶意地去利用传统的某些东西以求“新生”。由《钦定宪法大纲》和它的宪草稿本所勾勒的制度是在利用着儒教传统文化的政治理念也利用着西方的“法理”、概念、术语经过某些人不断的努力奋斗而渐渐成熟的，它丰富了中国的政治词汇，失去的是宪政的真语言。它的崇高目标就是消灭真正的宪政。（[23] 王人博《宪政化中的儒家传统》载 张生主编《中国法律近代化论集》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P136）当然我们应该相信，我们今天的法制建设追求的是真正的法制文明。
应该明白“中国特色”不能解决一这一问题。我们的现代法制的成功还得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在彻底批判传统法律思想学习西方法制文明的基础上培育我们追求现代法制文明的良好土壤。这种土壤是什么呢？——那就是权利文化。这种文化的本质就在于“尊重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法制历史基本就是对人的践踏的压制人的历史。所以，Hegle才会说“在中国，只有一个人才真正享有人的待遇，那个人就是皇帝”。的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王”才是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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