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文明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关系研究  ○

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 在中国，人治观念及法律工具主义观念根深蒂固，从两千多年前法家的“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到新中国的“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都赤裸裸地宣扬法是统治阶级镇压的工具，是“专政”的工具。在今天，这种“工具论”仍大有市场，并影响到立法、执法及司法过程。从近几年来立法的情况看，政府管理的法律在数量上远远多于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律，法律的出发点与法治、政治文明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从随处可见的“依法治市 ”、“依法治县”、“依法治乡”、“依法治村”等等口号中，我们很少看到社会对政府权力的法律约束，主要是政府权力通过法律手段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控制。如何消除传统观念的消极影响，树立起现代民主的、法治的观念，这将是一个漫长的、极其艰难的过程。
其二，现实发展的难题。中国是一个后发达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和建设政治文明的双重任务。对于一个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家来说，发展经济和建设政治文明并非可以同时并举，因为经济发展要求的是集权化和政治管理的灵活性，而政治文明要求的是分权化和政治变动的制度化，二者具有相反的制度

要求。“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使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经济的权威主义战略模式。为了推动经济的发展，中国必须拥有强大的政党和强大的政府以及稳定的政治环境，这是勿庸置疑的。卢西恩·派伊指出：“发展和现代化面临的问题，都渊源于能否建立起更有效、更灵活、更复杂和更合理的组织……鉴别发展的最终试金石在于一个民族是否有能力建立和维系庞大、复杂、灵活的组织形式。” 亨廷顿也认为：“基本法至上以及权威的分散与现代化是不相容的。现代化要求具有变革能力的权威。社会和政治的根本变革源于人们有目的行动。因此，权威必须属于人而不能属于不变的法。此外，人们必须拥有权力以实施变革。因此，权威必须集中于某些坚强有力的个人或集团手中。” 经济发展要求政府管理高效、有权威，要求扩大政府权力。显然，这与建设政治文明、法治国家的要求是不一致的。如前所述，法治要求限制政府权力，要求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这必然妨碍政府的管理效率。在变革时代，政府所实施的每一重大改革措施往往都突破了法律的限制，在某种程度上说，改革就意味着变法。问题在于我们没有树立起在法律框架内改革的意识。为了推动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惜牺牲法律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这种做法对于推进依法治国，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极为不利的。既要努力维护法律的权威，又要保证政府管理的有效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无疑是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过程中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其三，政治体制的弊端。我国原有的政治体制起源于革命战争年代，在计划经济时期得到全面建立和巩固。这种体制表现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上，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这里最根本的是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权力的过分集中，主体要体现在：在党政关系方面，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在上下级关系方面，权力过分集中于上级和中央领导机关；在各级党政部门内部，权力过分集中于主要领导者个人。邓小平指出：“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 如何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这是我们推进政治文明建设进程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总之，我们选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道路，主要是出于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现实发展的需要，在选择的动机上明显具有实用主义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主要是政治领导人物民主法治意识提高的结果。“由最高领导人的民主政治意识来决定中国治国思想和治国方式的作法，本身就可以说是人治的反映和体现。”“依法治国本来应当在民主基础上依靠法制和制度实施，应当超越并否定人治作法，同人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但是在中国的现实国情条件下，不得不以人治的体制或者方式来推进法治体制的建构，靠领导人的民主信念和政治权威来实现依法治国。依法治国的命运维系于各级领导人的思想重视和行动落实，这也许就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特色所在。”
五、大力推进制度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法治国家
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大力推进制度创新。邓小平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场革命，必须以革命的态度和举措去对待它，从根本上消除其弊端。如果仅仅对其作一些细枝末节的修补、调整、完善或改良，无异于取消政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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