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法律方法的异化及其危害——兼析司法过程中司法资源的市场化配置  ○

经纪人、当事人的各种关系人等。
这里的数字是象征性的，将各种利益量化为货币形式，更为直接，易于分析说明。
欠款利息、违约金、滞纳金等法定的预得利益。
一些视法律为工具和手段的司法者，善于钻取法律漏洞，利用法律缺陷，最大限度地利用司法自由裁量权，常常把某些案件处理得不合法理、民情，但监督者又无法将这些案件定为冤假错案，因为这些案件没有明显违背法律、法规。所以，此处称为不尽合法处理方式。对于那些进行赤裸裸的权钱交易，明显违背法律、法规的冤假错案，本文没有涉及，因其非法性有目共睹，无须论证。
从社会现实看，法官选择折衷处理作为结案方式，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不可否认，以其他方式审结的案件也可能存在司法交易，甚至情况更加恶劣。一方面，随着各项规章制度的建立健全，低劣的法官会有所收敛；另一方面，耿直的法官会因经常碰壁而逐渐变得圆滑。因此，采用折衷方式处理案件的法官将逐渐成为法官队伍中绝大多数。当然，由于承办人能力和水平有限，也会使非交易案件成为冤假错案，这往往不通过评价机制进行淘汰，而由监督机制予以清除。同时，对交易本身要有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并非只有非法交易才构成司法交易，法律未禁止的交易同样可能是司法交易。例如，本文模式中，法官A依人情做出折衷处理后，未接受当事人任何形式的好处。人情送给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代理人B或C，B或C与法官A是同一法院的同事，这时，A由此得到的好处是在各项评比时，得到B和C的选票支持。这种交易虽然没有非法性可言，但它潜在的危害性却悄然地侵蚀着法官的心灵和气节。
[美] 史蒂文.J.伯顿：《法律和法律推理导论》，张志铭、解兴权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189页。
参见陈金钊：《法治与法律方法》，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98—200页。
此处承办人包括案件主审者和案件承办机关。特别是在主审者没有独立司法权的案件中，拥有司法权的机关单位便可能成为市场的卖主。
是指从事司法资源交易行为的律师，以下律师都是交易律师之意。
2002年8月26日《人民日报》14版报道，上海市徐汇区法院在刑事审判中推出一项新举措：量刑答辩，即将法官私下定夺的事情，由当事人根据法律的定罪量刑标准先进行公开讨论，然后再确定结果。这样可以扩大法律信息的公开范围，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使司法信息传播渠道畅通，减少卖方市场。
律师致富更

多的是取决于职权便利和法律漏洞，而非正常的合法收费。
[美]万斯庭：《美国法官的工作》，载宋冰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外国法学家在华演讲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9页。
清算人员的一般方法：一是与破产企业的债权人进行扩大破产债务的交易；二是与破产企业的债务人进行缩小破产企业债权的交易；三是能够收回的债权不作为破产财产进行登记。
可喜的是吉林省高级法院最近推出了一项新举措：衡量一个法院审判工作，不再以收案多少论英雄。见2002年8月11日《人民法院报》第一版。
司法改革的成果中，源自山东潍坊的大立案制度是一项不错的制度，它对案件合理、有序的分配起到了积极的促进和保护作用。但再好的制度也要由人来执行，对案件具有分配权的人利用案件本身的作用和价值，总是能把有限的权力发挥到最大限度。
审理案件怎能保证绝对规范毫无差错？二审欲挑剔一审案件存在的实体或程序问题往往是“百发百中”，但这些问题是否足以改变一审裁判却是有待探讨的。审判实践中，这种探讨是很有讲究的，绝不仅仅取决于法律本身的规定。笔者庆幸有过在一、二审法院的工作实践，体会和认识到一些二审法官“吃法律”的内涵，如文中模式的正常、不尽合法及折衷三种处理方式，只要当事人提起了上诉或申诉，那么，该案件的审理结果就可以在三种方式之间互换，也就是说，越是精通法律的法官越能够熟练操作法律，越能够增加案件审理结果的可变性（改判性），间接或直接地增大了案件的可交易性，并且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这也是笔者曾经在拙作《法官的法治信念与法律适用》中论证的问题：做一个合格法官首要的、先决的条件必须是崇信法律，有正义感。另外，案件的改变，除了“权变”、“情变”的原因以外，还有一种“势变”。“势变”是很有学问的，在现实中便有很多交易法官借用、冒用、误用、错用政治之需，行违背法律之实。


作者：韩德强，男，山东省济南市人，山东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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