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论封建统治思想对依法治国的阻碍  ○

以至于历史每迈出一步，都必须跟这种传统势力发生纠葛，时而以之为前进、发展的凭借，时而又力图摆脱它的羁绊。传统和当代是一对相生相克的范畴：传统制约着当代的进程，当代反过来改造和消融传统”
　　中国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必须经常不断地消除封建统治思想的余毒,必须正视现实生活中封建统治思想的存在，如果封建统治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就不可能实现法治化社会,惟有思想观念的改变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形势,当今的法治教育模式必须加以彻底的改变,普法的重点应该是:教育人们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有让每一个公民知道维护自己的权利,才能使他们懂得什么是自己的义务？只有让民众在法治社会中得到更多的实惠,才有可能使他们尊重法律的尊严,而不是相反；如果每一个公民能够意识到法律是他们的保护神,那么,我们还担心法治社会不能实现吗？法治社会的实现不可能是“官员”推动的结果，惟有广大民众的参与才有可能实现法治化社会，开启“民智”关键在于“维权”而不在于“顺从”,“以德治国”不是没有必要,而是不应该把它与“以法治国”相提并论,在当前环境下,把两者置于同样位置的结果可能是弱化以法治国,实际上,中国几千年“以德治国”的历史,已经被实践证明不能适应今天的国际形势,民族的兴起离不开法治社会；法治离不开政治,但是把政治凌驾于法律之上,既是政治的不幸，也是法治的悲哀；法治也不是政策,法治社会的实现需要宪法的保障,宪法的形成来源于全社会的共识,她应该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通过协商、妥协达成的对社会稳定与发展有利的一项根本制度，协商的结果是一种共识,并不能等同于思想一致,不应该是一种强权或者特定的政治观念强加的结果,不同政治观念的存在既是现实的，也是合理的；所有政党或政府都应该在“宪政平台”之内活动,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能凌驾于宪法之上。
如果说清末的“修宪”、“立法”掀开了中国近代法治的“盖头”，成为近代法治的启蒙，那么,是否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才有了对法治认识的理性回归？伟人邓小平痛定思痛，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反复批判了把一个党、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的人治思想，不断强调“要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随后法治思想才得以逐步深入人心，我们终于迎来了十六大报告的特别强调“发展民主，健全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今天，我们才真正感觉到了“以人为本”政府的出现，我们有理由相信:真正法治化社会的实现已经来临。十六大确立的“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二0一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目标一定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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