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营销与中国法律的公众形象  ○

部专制统治史，不曾中断的所谓法律文化“也始终在精英文化轨道上滑行，没有大众法律文化的新生和成长。”[19]大众在面临纠纷或矛盾冲突的时候很多情况下并不会想到法律。这是我们的法律没有打开销路的缘故，这与法律自身的宣传是直接相关的。

作为产品的法律应在市场中塑造自己的公众形象
从市场营销角度看，影响产品销售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和产品本身质量和宣传及其对消费者造成的影响。下面我们来对其中的切合点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因素与影响大众对法律看法的因素具有一致性。
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因素包括文化因素、心理因素和个人因素等。消费者对一件产品的选购是一个很复杂的心理和观念、利益和效率的全方位考量过程。作为一个理性人，每个人都会凭借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去寻求最佳的目标产品。而资源并不限于硬件上的“金钱”和能耐，更有深深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决策过程的文化、心理等大背景。
首先，从文化因素看，文化是引发人们的愿望及行为的最根本原因。现代营销学之父菲利普·科特勒把文化因素置于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因素的首位，认为“文化在消费者行为中起着最广泛、最深刻的影响” [20]。而公众对法律的看法和印象更是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法律问题从一开始就明显不仅仅是法律问题，同时也是文化问题。”[21]
我国历史上是一个缺少民主和法制传统的社会。在父系家族制度确立之后，家族首长的特权淹没了平等精神，从而窒息了原始民主，促成部落联盟的只有战争和实力，而在部落联盟中，有势力的氏族成为领袖，自上而下的集中的权力格局确立了，并牢牢地扎下了根。于是，实力便是权势，权势便是政治的基础。这不仅决定了政体，也决定了法律的形象，以暴力为后盾的刑法便自然发达起来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国家强权用冰冷无情的法律锁链，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向把个人牢牢束缚在土地上、家族中。这就是我们这块土地上的先人们心中的法律形象。人们的思想观念、心理习惯、行为方式当中，至今还有许多旧的传统烙印，妨碍着法制建设的深入。法制建设是一项巨大的社会改造工程，并不是可以轻易地完成，一蹴而就的。
传统的 “重礼轻法”封建文化对人们的影响的至深的，很多人至今仍对一些观念坚信不移，认为法和法制的职能只是惩治犯人、坏人，多半与自己的正常生活无关，因此不懂得用法[22]来保障自己的权益。“长期以来，不少人所理解的法律是作为镇压阶级敌人、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工具而存在的。”[23]许多老百姓一提到法[24]，往往想到的就是犯法、拘押、审讯、坐牢等等，产生某种恐惧。与这一点相联系的，则是许多司法部门和人员多有衙门作风，缺少服务意识，对执法对象态度简单生硬，甚至严刑逼供，对法律本身也不尊重，将其视为己物，执法犯法……这两种情况相互迭加，就严重地歪曲了我国法制的性质，损害了法律的形象。
站在“法律人”这个角度来看，受传统“人治主义”和“人情主义”的影响，“权大于法”、“人情高于王法”的意识还有相当的市场。在执法过程中“认人不认理，服权不服

法”的现象严重。在这个大环境下，行政权力、经济利益、私人关系等纷纷介入司法程序，导致了“有法不依，有法难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大量出现，难以杜绝。这是对我国法制建设的极大挑战和危胁。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切实解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公正执法等“老大难”问题，以进一步确立并强化法律的独立性和尊严，将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个关键。
法律的形象的树立离不开法律文化的重塑，法律文化是法律的人化，是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在大众中在社会上的普及化。但由于人们的传统素质和心理习惯起作用，我们的司法执法工作往往缺乏普遍性、持久性和稳定性。其突出表现是司法执法的非日常化：应该日常化处理的问题，却不能通过日常的工作来解决，不得不采取“运动式”执法，最典型的如热一阵冷一阵的“严打”。“运动式执法自始是以法治精神的流失为代价的，它所弥漫的是一种宽猛相济式的人治原则，而不是一断于法的法治原则。……这样一来，依法办事就成了反常，而违法、犯法却成为经常，弱化了法律的权威，破坏了法律的尊严和形象，从而使公民失去对法律的基本信任。”[25]
得不到基本信任的产品是没有好销路的，法律也一样。在大众看来，打官司总没下场，没事还是少沾法律的边。[26]珠江三角洲某地的村民，80年代初期就迁居当地，但由于政策贯彻到基层就变了味，户口审批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村民虽然知道自己有理有据，分明是基层的干部从中作梗。但他们不会想起法律，他们不相信法律能够为他们解决现实的难题。所以他们选择上访也不会起诉。我们承认，上访也不失为解决“民告官”纠纷的一个好办法，但那不是法治社会的常态。问题是，在他们看来，法律在很多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