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上藏族社会的经济法律 历史上藏族社会的经济法律 历史上藏族社会的经济法律 ○
大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历史潮流。茶马贸易的实施客观上促进了汉藏人民之间的社会经济联系。作为经济法的“茶马互市法”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茶马贸易，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民间贸易的发展，它的历史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四）清朝在藏区的经济法律
在清政府以法律的形式对达赖册封之前，蒙古汗王固始汗已于1642年消灭了藏巴汗，成为掌握西藏军政大权的真正统治者。1653年，清政府除册封宗教领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⑤同时考虑到当时的历史与现实，决定又以金册、金印册封西藏的实际政治领袖固始汗，嘉奖其“尊德乐善，秉义行义，惠泽克敷，被于一境，”“倾心归顺”，封其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固始汗），期望他能够“益矢忠诚”，“作朕屏辅”，以“带砺山河，永膺嘉祉。①”而固始汗为了利用达赖在宗教方面的影响巩固其在西藏的地位，“把全藏的赋税送与达赖，作为达赖个人费用和黄教的活动经费”②这也客观上为西藏政权教合一制度的建立创造了条件。清政府默许了达赖征收赋税的权利，使之成为不成文的法律制度。清朝在藏区的经济立法，主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赋税与差役法
这方面的法律制度带有明显的继承性。一方面，清王朝确立了“参汉酌金”的立法路线，继承了明代的一些法律制度。另一方面，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清政府十分重视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采取因地制宜，因俗制宜的原则，承认了藏族地区原有的一些经济法律的效力。然后通过专门立法，将这些法制文明的成果吸收到专门法中。《藏内善后章程》就是这样一部针对藏族社会的专门法律。它的内容主要包括：
（1）整顿税制、依法纳税的法律规范。各村落应交政府之赋税、地租以及物品，邻近各地多派僧官催交，较远者多派俗官催交。可见在当时的藏族社会，存在着拖延缴纳赋税的现象，这也许与藏族社会下层对中央政权的认同程度低有关。于是立法的针对性和操作性加强了，明确了赋税催交制度。法律还规定了征税人员依法征税的规范：近查僧俗官员和宗本中有少数坏人，将所收赋税地租不交政府而入私囊，致逐年积欠者甚多。甚有催收本年赋税时，强加给住地户负担者，以致苛捐繁重，民不聊生。以后强佐派人催交赋税时，应按规定期限办理。僧俗官
（2）减免差役的法律规范
《藏内善后章程》明确规定：此次廓尔喀侵犯藏地，西藏许多村落废墟，人民饱偿痛苦，因此对于所属人民应大发慈悲，予以爱护。最后决定济咙、绒夏，聂拉木等三个地方免去两年的一切大小差徭。宗喀、定日、喀达、从堆等地方各免去一年的一切差徭。并免去前后藏所有人民铁猪年（1791年笔者注）以前所欠的一切税收。政府僧俗官员各宗谿负责人等，所欠交税收也都减免一半。1795年，为落实《藏内善后章程》，八世达赖强白嘉措在驻藏大臣松筠授意下决定：“除商上必需之草料柴薪牛羊猪事项照旧交纳外，所有应交各项粮石，本色折色钱粮，普免一年。并将所有百姓自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九年之旧欠粮石，及牛羊猪各项钱粮四万余两，概行豁免。……再唐古忒百姓本来穷苦，又因差事繁多，逃散甚众，倘若不行查办，优加扶恤，不但商上百姓日渐逃亡，且百姓缺乏食衣，所住房屋必然破坏，今欲招回百姓人等，给予银两，修补房屋，再有投入世家人户的百姓，亦当今归本处安置，商上给予口粮籽种，各务农业。三年之内，免其交纳钱粮，不派各项乌拉差事，用示体恤。”③这些法律规定及实施办法，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于稳定人心、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维护清朝在西藏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当然，根据皇帝圣谕：“军差、驿站和宗站等差役，对谁也不准减免”④
（3）平均赋役的法律规范
《藏内善后章程》明确规定：“西藏之税收，乌拉等各种差役，一般贫苦人民负担苛重，富有人家向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领得免役执照，达赖喇嘛之亲属及各大呼图克图亦领有免役执照。各噶伦、代本、大活佛之庄民也多领得免役执照。今后所有免役执照一律收回，使所有差役平均负担。在专制的封建时代，在封建农奴制的西藏地区，清王朝能够在法律中体现出这种程度的公平，反映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所包含的正义价值，当然，其阶级局限性是毋容置疑的。”
2、货币法
法律明确规定，西藏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统归驻藏大臣稽查总核，”并设立机构，铸造藏银元，由管财政的“商上”负责鼓铸工料役夫，但由驻藏大臣派遣人员“督同监造”，如果有掺杂锡、铁等假料而被发觉时，所有由汉官及噶伦委派的孜本，孜仲等管理人员以及工匠人等，一并治罪，并依所铸假币数目加倍罚款。法律同时还统一了货币的成色与折算比价。对于货币的质量，由驻藏在臣派汉官合同噶伦进行检查，并用汉银换回藏政府和尼泊尔政府曾铸造的假币，规定比价是汉银一两换
（四）清朝在藏区的经济法律
在清政府以法律的形式对达赖册封之前，蒙古汗王固始汗已于1642年消灭了藏巴汗，成为掌握西藏军政大权的真正统治者。1653年，清政府除册封宗教领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⑤同时考虑到当时的历史与现实，决定又以金册、金印册封西藏的实际政治领袖固始汗，嘉奖其“尊德乐善，秉义行义，惠泽克敷，被于一境，”“倾心归顺”，封其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固始汗），期望他能够“益矢忠诚”，“作朕屏辅”，以“带砺山河，永膺嘉祉。①”而固始汗为了利用达赖在宗教方面的影响巩固其在西藏的地位，“把全藏的赋税送与达赖，作为达赖个人费用和黄教的活动经费”②这也客观上为西藏政权教合一制度的建立创造了条件。清政府默许了达赖征收赋税的权利，使之成为不成文的法律制度。清朝在藏区的经济立法，主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赋税与差役法
这方面的法律制度带有明显的继承性。一方面，清王朝确立了“参汉酌金”的立法路线，继承了明代的一些法律制度。另一方面，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清政府十分重视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采取因地制宜，因俗制宜的原则，承认了藏族地区原有的一些经济法律的效力。然后通过专门立法，将这些法制文明的成果吸收到专门法中。《藏内善后章程》就是这样一部针对藏族社会的专门法律。它的内容主要包括：
（1）整顿税制、依法纳税的法律规范。各村落应交政府之赋税、地租以及物品，邻近各地多派僧官催交，较远者多派俗官催交。可见在当时的藏族社会，存在着拖延缴纳赋税的现象，这也许与藏族社会下层对中央政权的认同程度低有关。于是立法的针对性和操作性加强了，明确了赋税催交制度。法律还规定了征税人员依法征税的规范：近查僧俗官员和宗本中有少数坏人，将所收赋税地租不交政府而入私囊，致逐年积欠者甚多。甚有催收本年赋税时，强加给住地户负担者，以致苛捐繁重，民不聊生。以后强佐派人催交赋税时，应按规定期限办理。僧俗官
员及宗本等只准催清当年赋税，不得提前催收来年赋税。
（2）减免差役的法律规范
《藏内善后章程》明确规定：此次廓尔喀侵犯藏地，西藏许多村落废墟，人民饱偿痛苦，因此对于所属人民应大发慈悲，予以爱护。最后决定济咙、绒夏，聂拉木等三个地方免去两年的一切大小差徭。宗喀、定日、喀达、从堆等地方各免去一年的一切差徭。并免去前后藏所有人民铁猪年（1791年笔者注）以前所欠的一切税收。政府僧俗官员各宗谿负责人等，所欠交税收也都减免一半。1795年，为落实《藏内善后章程》，八世达赖强白嘉措在驻藏大臣松筠授意下决定：“除商上必需之草料柴薪牛羊猪事项照旧交纳外，所有应交各项粮石，本色折色钱粮，普免一年。并将所有百姓自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九年之旧欠粮石，及牛羊猪各项钱粮四万余两，概行豁免。……再唐古忒百姓本来穷苦，又因差事繁多，逃散甚众，倘若不行查办，优加扶恤，不但商上百姓日渐逃亡，且百姓缺乏食衣，所住房屋必然破坏，今欲招回百姓人等，给予银两，修补房屋，再有投入世家人户的百姓，亦当今归本处安置，商上给予口粮籽种，各务农业。三年之内，免其交纳钱粮，不派各项乌拉差事，用示体恤。”③这些法律规定及实施办法，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于稳定人心、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维护清朝在西藏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当然，根据皇帝圣谕：“军差、驿站和宗站等差役，对谁也不准减免”④
（3）平均赋役的法律规范
《藏内善后章程》明确规定：“西藏之税收，乌拉等各种差役，一般贫苦人民负担苛重，富有人家向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领得免役执照，达赖喇嘛之亲属及各大呼图克图亦领有免役执照。各噶伦、代本、大活佛之庄民也多领得免役执照。今后所有免役执照一律收回，使所有差役平均负担。在专制的封建时代，在封建农奴制的西藏地区，清王朝能够在法律中体现出这种程度的公平，反映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所包含的正义价值，当然，其阶级局限性是毋容置疑的。”
2、货币法
法律明确规定，西藏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统归驻藏大臣稽查总核，”并设立机构，铸造藏银元，由管财政的“商上”负责鼓铸工料役夫，但由驻藏大臣派遣人员“督同监造”，如果有掺杂锡、铁等假料而被发觉时，所有由汉官及噶伦委派的孜本，孜仲等管理人员以及工匠人等，一并治罪，并依所铸假币数目加倍罚款。法律同时还统一了货币的成色与折算比价。对于货币的质量，由驻藏在臣派汉官合同噶伦进行检查，并用汉银换回藏政府和尼泊尔政府曾铸造的假币，规定比价是汉银一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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