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法学的价值标准  ○

里关注的还不能忽视各个领域、各个范围内的富有创造力的精神、理念创造和构想，它们也是我想强调的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学理论的应用在法制实践中的宏观方面主要体现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的制度构建和改革中，即动态的法制体系当中。而这一体现在立法中最为明显。立法是整个法制存在与发展的前提，立法活动是一项极富开创性和智慧性的活动，它本身就往往可能包含某些理论创造的成分。因而立法活动接受理论的指导尤为重要，对立法问题作专门研究也就极有价值。在微观方面，法学理论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其与各部门法相关联的部分，甚至主要是表现为各部门法学或应用法学中的法理部分。这就要求法理学的专门研究对部门法学给以必要的关注，尤其要跟踪它们的发展新动向、新突破，这样才能保持理论的活力，不至于变得陈腐、滞后或僵化。“在历史上，大凡含有一定科学合理成分，在一定的国家和地区能盛行一时的法律学说和观点，都是参与和总结并指导了一个时代或一个国家的法律实践的学问。古代罗马法律制度和法律学说之所以发达，除了具备商品经济和古希腊哲学等条件外，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罗马法学家富于务实的精神。”

以上三个标准中，科学和应用之间的联系要更为密切一些。就提供方法启示和实践指导以及在应用方面的价值而言，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和社会法学派表现得很突出。与古典自然法学派不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不从“非历史的简单程式和任意的假设”出发，不喜欢进行价值分析，而是把眼界转向现实的法学现象，侧重实在法，重视现实中实实在在的规则和命令，主张从逻辑角度分析法律的概念、原则、术语及法律规范体系，提倡把法学研究限定在分析的“既定事实”的范围内。尽管这个学派也有不少缺点，比如过于强调形式逻辑和规范分析，忽视社会制度的演进过程，对习惯法也缺乏应有的注意，但是比起它以前的任何一种法律学说来，因为它是实证的，它是坦白的，它注重对实在制度进行科学规范的剖析，它更多地发现了法律制度的现实性，更好地为现实的法律提供了规范性的方法启示和实践工具，因而它更符合科学性要求。在西方社会基本走完革命和变革的大时代，资本主义取得统治地位，社会的主要矛盾变化了，新的理论需求使这个学派显示了其对现实的巨大力量，逐渐取代了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地位。
另外同样注重实证的还有社会法学派，不过它所关注的不是国家制定的实在法规则，而是把法看成一种社会现象，将目光投向法的实际存在形态，主要研究影响法的制定和实施的社会方面的因素，力求从活的社会中去发现“真实的法”。社会法学派还反对以往过于重视个人权利、个人利益而忽视社会利益、公共利益的做法，强调法的社会利益和法的社会化，引起了一场法律社会化的运动，对当代法治的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社会法学派不仅有一套完整的分析方法体系，而且其分析方法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可操作性，因而其对法制实践的方法启示功能和应用性也就很强一些。

五．结语

本文中的“法学理论”、“法理学”、“法制理论”等用语，严格说它们的含义是有很大区别的。但在本文的语境中，它们主要是指法学中倾向于理论方面的内容，因此没有作出严格区分。

本文认为对法学价值进行评判的一个根本标准是“实践标准”，即看其是否对法制实践起作用以及起什么样的作用。具体而言又有三个方面的考量，即启蒙、科学和应用。这三个方面不是截然分开的，在对某些法学理论进行评价时也不是都必不可少的，

而应当是根据其侧重有所选择。

这里还要回应本文第二部分中提到的法学研究中的三种情况。固然，进行理论研究要有扎实的内功，要坐得住冷板凳，但这不是说应该独守象牙塔，远离实践，把理论研究当做自娱自乐的艺术；固然，必要的服务意识不可少，但不是服务于狭隘、片面的“实践”，更不是可以放弃学术独立而沦为御用工具；固然，理论重在创新，它有必要适当超前于实践，但新瓶装旧药不是创造，不切实际一味求新求异也不是值得提倡。 关于学者“入世”“出世”的问题，我认为在保守独立精神（哪怕只是内心的）的基础上，入世的态度要比出世更为可取。中国历史上不乏留给后人不少文学、艺术方面的精神遗产的隐士，然而同那些充满现实关怀、积极投身历史实践的学者相比，他们要逊色得多。后者不仅也创造精神财富，而且他们的务实和实践精神还直接推动了历史前进的步伐。

中国当代的法学研究者、学习者，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关注现实，尤其是中国的现实，积极参与法制实践，是最为迫切需要的。


《法理学》，张文显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法理学》，葛洪义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比如对中国传统、近代法制实践的认识，很多人言必是几千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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