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金融危机演讲稿  ○

体制的巨大变革，这个后面再谈。总之，无论哪个方面，都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所以说，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面临的挑战，实际上刚刚开始。

3、科研、教育、用人体制是困扰整个中国经济的病根之一。中国的人才资源目前处于严重的错配状态。正常来说，学习理工科的各类人才应该被放置在生产、研发的第一线，这样，他们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价值，并取得与自己价值相称的高额收入。比如说，研发人员必须紧贴市场，研发市场需要的技术，技术工人应该站在生产第一线，利用自己的技术和经验创造价值。但是，中国由于有工农兵当干部的传统，这些生产上的人才往往被提拔当官，结果呢？他们既当不好官，又浪费了自己的技术，降低了劳动生产率。技术人员当官了，那么，原先应该从事社会管理和行政工作的社会学的专业人才当然的被挤了下来。他们拥有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专业知识，却得不到施展的机会，不但浪费了资源，降低了社会管理的水平，还无形中增加着社会矛盾。
那么，正确的资源配置应当怎样，障碍又何在呢？

首先，生产和技术人员应该全面进入企业，从而使技术和社会需求真正结合。这其中有两个障碍：a、现行的教育科研体制将专家捆在学校和科研院所中，他们从事着与社会脱节的研究，挥霍者大量的资源。b、企业研发能力太低，对研发的投入也不够（或者没有能力进行这些投入）。

第二，第一点实现，才能空出社会管理职位给那些有专业知识的研习社会学的人们，他们显然能够制定出比理工科的管理者们更加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制度，从而进一步提高效率。这里的障碍同上，理工科出身的人还将长期占据领导岗位，除非中国企业的研发能力得到显著地提高。
我的方案是：第一，国家在短期内组织力量，集中在个别行业进行创新能力的集中培育和研发，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在少数几个产业取得领先于世界的研发能力，并转让给企业。这是一个提振信心和士气的举动，让人们对madeinchina具备信心，并摸索适合的模式，积累经验。第二，将国防科工委和中科院、大专院校的技术人员下放，通过各种手段使他们安于企业内的工作。第三，调整政策，使创新能力与收入绝对挂钩，从而激励创新。

这条道路虽然极难，但并非绝不可行。

4、消费水平在前面不止一次被提到。中国的消费水平是很低的，这有两条原因：a、三座大山使人们不敢或不能消费；b、过高的税收使消费萎缩。

第一条前面已经说过，这里主要讲第二条。

近年上半年国家的税收又是新高，而财政盈余更是达到10000亿人民币以上。这个数字让我看着很不舒服。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对于国家来说，只要资产还在国内流动，无论它的直接所有者是谁，其最终所有者都是国家。因此，国家的资产就是在领土以内的所有资产。这就意味着，一国没必要将过多的资本集中于政府手中，政府需要的，只是满足日常开销的数字而已（除非有一个很可怕的观念产生，即政府和国家是割裂的，但愿不是这样）。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太高了，倒不是体现在每年20%以上的增长率，而是体现在半年万亿以上的财政盈余。这万亿资产，既然是盈余，便说明它没有被利用，这对社会是一个巨大的浪费，试想，如果这万亿资产投入消费领域，将会产生多大的效益？如果投入社会福利领域，又会解放多少消费能力？最终，这笔钱躺在了国库里……
换个思路，即便这笔钱得到了应用，比如说投入高铁、核电站的建设等等，它的效益还是不如留在民间。中国现在的情况是，政府投资过热，政府投资在哪呢？都是一些重工业、道路、房屋之类，这产业的利润率是很低的，但是，真正高利润的轻工业、服务业却是国家投资无法顾及的，这无形中就降低了同一笔资产产生的效率。

政府的税收，在够用的基础上微有盈余才是最好的，可是今年上半年的万亿盈余，可算不上“微有”，对社会资源的如此浪费，希望在日后不会看到……

通过以上几条，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这一切都处于一个闭合的链条之中，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我们不能简单的通过调整其中的一两个方面来解决当前经济中遇到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市场的主动调控，更需要政府下放资源。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30年前的问题早已不再困扰我们，可以说，我们站在一个新的起点，面临着新的矛盾，只希望当权者能够迅速转变观念。目前我们能够依稀看到一些利好的信号，希望它们能够发挥作用，真正改善中国的经济。

人们常说，20年前的日本，xx年前的亚洲四小龙，都在做着和现在的中国差不多的事。但是，现在的日本，是一个技术高度发达，自主研发型的经济体，亚洲四小龙也都不同程度的走在创新型经济的道路上。我们不能因为领先者曾经与我们一样而沾沾自喜，我们当想的是，既然日本用了20年走到今天，我们如何确保中国在20年后，经济的“质”而不是“量”，至少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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