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汉时期的判例法研究及其特点演讲范文  ○

下，颜师古注曰：“奇请，谓常文之外，主者别有所请以定罪也。它比，谓引它类以比附之，稍增律条也。”在《礼记·王制》“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条下，郑玄注曰：“小大，犹轻重。已行故事，曰比”。（注：《十三经注疏》（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43页。）决事比，就是可以引为审判依据的案例和成事等。

决事比的运用，在西汉时期就已较广泛。《汉书·刑法志》称：汉武帝即位后，“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注：颜师古曰：“见知人（知道他人）犯法不举告为故纵，而所监临（监督法律执行的官吏）部主（犯人所在部门的主管官员）有罪并连坐也。”）缓深故之罪，（注：孟康曰：“孝武《汉武帝》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宽缓。”）急纵出之诛。（注：颜师古曰：“吏释罪人，疑以为纵出，则急诛之。”）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注：颜师古曰：“浸，渐也。”）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由于决事比在司法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由于适用决事比的混乱，因此，从西汉起，人们就开始了对决事比的汇编整理。《魏书·刑罚志》记载：汉宣帝时“于定国为廷尉，集诸法律，凡九百六十卷，大辟四百九十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比，凡三千四百七十二条，诸断罪当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

至东汉，决事比的汇编活动进一步活跃，并出现了根据司法实践的经验对决事比进行编纂删定的判例集《辞讼比》。《东观汉记·鲍昱传》称：东汉章帝时，“司徒辞讼，久者至数十年，比例轻重，非其事类，错杂难知，昱奏定《辞讼比》七卷，《决事都目》八卷，以齐同法令，息遏人讼也。”（注：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2页。）《后汉书·陈宠传》谓：陈宠“少为州郡吏，辟司徒鲍昱府。数为（鲍）昱陈当世便宜，昱高其能，转为辞曹，掌天下狱讼。宠为昱撰《辞讼比》七卷，决事科条，皆以事类相从，昱奏上之，其后公府奉以为法。”《晋书·刑法志》也称：“汉时决事，集为令甲以下三百余篇，及司徒鲍公撰嫁娶辞讼决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损，率皆集类为篇，结事为章。一章之中或事过数十，事类虽同，轻重乖异。”

关于决事比的内容，主要是在法律阙如的情况下，依据以往的旧例、成事，或者儒家的经义来处理一些疑难案件，这一点从《太平御览》所引《风俗通》记载的《辞讼比》三则佚文中可以得到证明。
二
秦汉时期，中国判例法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将相关的判例予以汇编，使其成为司法人员手中比较方便的工具

如汉武帝时的死罪决事比，于定国删定的死罪决事比，东汉司徒鲍昱删定的关于婚姻嫁娶的辞讼比，以及其他相关案件的同类决事比等，使人们在处理死罪、婚姻家庭纠纷以及其他案件时，有了较为齐全的判案根据。此外，从上面提到的三则《辞讼比》佚文中也可以看到，决事比的编纂原则是依同类相汇集，三则判例（决事比）中，有两则是处理并无恶意的游戏。只是由于决事比的大量佚失，我们已无法得知其全貌了。
（二）用儒家的经义指导办案，将具体的判例纳入儒家的思想体系之中

如前述董仲舒《春秋决狱》中的三个案例，就将具体的殴父、藏匿杀了人的义子等犯罪行为纳入到儒家的父慈子孝、亲亲相隐等原则之中。在上述胶西王刘瑞、太中大夫谷永、京兆尹隽不疑等处理的案件中，也将淮南王刘安谋反案、梁王刘立淫乱案、冒充卫太子案等纳入《春秋》之义“臣毋将，将而诛”，“为亲者讳”等经义之中。此外，在汉代引经决狱的其他一系列案件中，也贯彻了《春秋》之“诸侯不得专地”，“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以功覆过”，“原心定罪”，“功在元帅，罪止首恶”，“诛君之子不宜立”，“选人所长，弃其所短，录其小善，除其大过”，“子不报仇，非子也”等精神。
（三）通过对判例内容的分析，总结出法制建设的经验和教训

如《史记·张释之传》载：上（汉文帝）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出，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属之廷尉。（张）释之治问。曰：“县人来，闻跸，匿桥下。久之，以为行已过，即出，见乘舆车骑，即走耳。”廷尉奏当，一人犯跸，当罚金。文帝怒，曰：“此人亲惊吾马，吾马赖柔和，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当是也。”

这里，司马迁通过对此案整个过程的详细描述，总结出了：“法律应为天子与天下共同遵守”，“法必须取信于民，否则，国家的统治就不能稳定”这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