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拿大陪审法对“审前偏见”的救济制度演讲范文  ○

审员提问的问题的形式进行严格的控制。在R. v. Hubbert一案中，法官特别强调指出，“有因回避的目的，并不是为查明被召集到庭的陪审员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如他的人格、信仰、成见，喜好等。〔14〕”典型的做法是，向陪审员提问的问题有数量的限制，一般为一至二个问题，而且要求只作出“是”或“不是”的回答。提问的问题要事先用书面写出来并交由法官批准。问题必须直接针对陪审员的心理状态提出，并由要求回避的一方当事人的律师进行提问。例如，陪审员可能会被问到：
“正如法官将会告诉你的，在决定公诉人对被告的指控是否得到事实支持时，陪审员必须不带偏见、成见或偏爱地对证人的证据作出判断：
（1）你不带偏见、成见或偏爱地判断证据的能力，是否会由于本案涉及到可卡因和其它毒品犯罪而受到影响？
（2）你不带偏见、成见或偏爱地判断本案证据的能力，是否会由于本案被告是一名牙买加移民而死者是一位白人而受到影响？〔15〕”
一般情况下，法官不允许对陪审员答案背后的推理作进一步的探究。测试者根据陪审员作出的“是”或“不是”答案来确定陪审员能否公平和公正。
如果案件涉及审前宣传，法官可以允许提出额外的问题。如在R. v. Lesso一案中，法官允许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与他人讨论过这个案件吗？如果答案是‘是’，你对于被告有罪或无罪的问题发表过意见吗？如果答案为‘不是’，你对被告有罪或无罪有了观点吗？如有，你的观点是什么？〔16〕”
在加拿大，有因回避的争论主要是涉及“一般偏见”。自上世纪七十年来以来，有些地方的法官已经认识到种族偏见的存在并允许就此提出有因回避。在R. v. Parks一案中，渥太华上诉法院就认为，涉及毒品交易、犯有二级谋杀罪的黑人被告应该有权以陪审员不公正为理由申请其回避，而不必证明存在实际的偏见〔17〕。但在涉及加拿大土著人（印第安人）抢劫案的R. v. Williams一案中，法院驳回被告的申请，认为尽管广泛存在着对土著居民的偏见，但并没有证据证明这种偏见与本案陪审员公正地裁决的能力之间存在联系，而且，陪审员在法官的适当指导下可以做到公正〔18〕。
（四）“改变审判地点（changes of venue）”。普通法的基本规则是审判应在犯罪的发生地进行，加拿大至今仍遵循这一原则。但加拿大《刑法典》规定，如果为了实现司法目的的便利，被告或控诉方可以申请改变审判地点〔19〕。这一条规定是为了便利于当事人或其它事项，包括社区中的主要人群受到偏见的“污染”、公正审判无法进行的情况。其标准是，有情况表明存在“不公正或成见的合理可能性”〔20〕。多数人倾向于认为，改变审判地点是一种比有因回避更为严格的而且也是最后的救济方法。
改变审判地点申请人的举证责任本质上与有因回避相类似，可以是书面证据，口头证据，或专家证言。在一些案件中，专家证言的根据是在相关社区或可比性的社区里进行的公众意见调查。
（五）“法官独立审判（trial by jury alone）”。根据加拿大《刑法典》规定，某些犯罪（如谋杀）的被告必须由法官和陪审团共同审判。但《刑法典》也规定，如果被告方和控诉方一致同意，也可以改为由法官独立审判〔21〕。在R. v. McGregor一案中，被告被控在渥太华议会大厦附近的街上谋杀其妻，而谋杀行为刚好发生在蒙特利尔市一宗集体杀害数名女大学生的凶杀案一周年的时候。新闻媒体对此作了大量报道并将其与“蒙特利尔屠杀案”联系起来。被告方辨称无罪，并希望由法官独立审判。控诉方不同意，认为改变审判地点才是合适的救济方法。被告提供了两位专家的调查数据，表明社区中不但存在极大的偏见，而且还有实质性的一般和特定证据，证明无法公正对待被告。根据加拿大《宪章》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被告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应给予法律上的救济。因此，法院批准由法官独立审理该案〔22〕。

四、结论

加拿大陪审法对“审前偏见”的救济制度，是加拿大陪审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份。对此，笔者认为可以作出如下结论：
首先，它是与加拿大的陪审制度所追求的价值密切相关的。如前所述，加拿大的陪审制度是英美式的陪审团制。但有加拿大学者指出，“加拿大法官己经常常表示出拒绝美国式的做法，而且在最近的过去里，倾向于主要地从英国的判例法中寻求指导。〔23〕”而一般认为，美国的陪审制度，新闻自由的价值优先于审判公正的价值；英国的陪审制度，审判公正价值优先于新闻自由的价值〔24〕。因此，加拿大这种做法可以认为是对陪审制度中的审判公正价值的追求和侧重。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辛普森案（Simpson case）”，预审和整个审判过程由电视转播，审判期间媒体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但在加拿大，对于同样引起公众关注的“本那多案（R. v. Berna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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