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格魅力、权力制约与法治国家演讲范文  ○

一种萌芽形态的国家权力制约论。继亚氏之后古希腊政治家波利比阿认为在罗马的制度中存在着一种各个权力互相制约、防止对方无限扩张的关系，并认为这是罗马兴盛的重要原因。他断言,如果国家由各种权力互相帮助,互相牵制,那么无论在什么危急的时候,都可以成为一种很坚固的团体,除了这种政制之外,再也不能找出更好的政制。[13]近代资产阶级权力制约学说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洛克和法国的孟德斯鸠。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了立法权、执行权和联盟权分立的主张。他认为,政府权力如果成为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就会成为专制的,而必然会危害人民的生命、自由、财产，并且明确地提出“用强力对付强力”的原则。孟德斯鸠在国家权力制约与分权理论方面比洛克又前进了一步。他认为,自由只存在于权力不被滥用的国家,但是有权者都容易滥用权力却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14]因此,保障自由的条件就是防止权力的滥用。他主张防止权力滥用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权力约束权力。建立一种能够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政治体制,以确保人们的自由。
从上述西方学者对国家权力制约的论述和历史实践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一切法治国家都需要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否则就会造成权力的滥用。这是一条被人类历史反复证明了的客观规律。2.国家权力制约的目的是实现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没有社会公正的国家,人民是没有自由可言的。3.只有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才能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
反观我国，对于国家权力,我们长期以来侧重于道德制约,苦口婆心地劝导掌权者要廉洁自律,克已奉公,或者宣扬优秀党员领导干部的“人格魅力”，号召积极进行“权力道德”建设，却忽视加强法律和制度制约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到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长期性和全局性,以致出现了严重的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这个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就报道的“仇和现象”而言，我们也可以发现，宿迁的官员和老百姓不仅有怨言，还有过集体性的突发事件[15]：如报道中有位官员陪记者在街上闲逛时说：“环境确实改善了，但我们的利益也受损了，这叫享受并痛苦着。”，“我也知道全国不少地方扣工资，但哪个地方像我们这里，扣得简直像苛捐杂税？”。又如仇和从2001年始，将宿迁全市337家幼儿园、122家乡镇卫生院，相继变为民营，对11家县以上医院已有9家完成改制。这导致宿迁市泗洪县幼儿园的老师们在市委门前静坐示威：“不按中央文件将出售的幼儿园收回公办，就罢课。”，这些老师们为不连累吃财政饭的丈夫们，还写好了离婚起诉书，准备“集体离婚”。类似的场景还发生在医院，沭阳县中医院在改制时，数百位职工用大铁锁，将门诊部大楼锁了3天，并宣称，“不答应改回公办，就到北京去上访。”等等都足以说明仇和的改革是备受争议的，其“人格魅力”和“绝对权威”也是值得怀疑和商榷的。仇和自己也承认其改革“确实伤害了一些人”。可见，只靠人格魅力是行不通靠不住的，若不能清醒地认识并解决问题，则后果不堪设想。从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仇和有“中国要用50多年，走完西方300多年的路，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无奈之言，也有“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豪言壮语。这也体现出作为改革者的两难困境。改革的确困难，但是认为“改革可以冲击一切,改革具有特权,”而无视法律的权威则是无稽之谈。改革与法律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就一定意义上讲,改革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意志的体现,如果不能把党的领导规范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那么依法治国就会名不副实。人们习惯于把党的领导理解为“党权高于一切”,一些人会很容易以此把改革当作尚方宝剑,目无法律,目空一切,这对建设法治国家是极为不利的。
众所周知，国家权力制约与依法治国是密不可分的。权力制约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手段，也是法治国家的重要内涵。法治意味着控权制度的存在和权力制衡原则被遵守。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必然存在权力制约;凡是法治成熟的国家,人民的权利定会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因此,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的制约,就不会实现法治国家的状态。

四、法治国家——“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法治是人类文明之树上的一颗硕果，是迄今人类为驯服政治国家权力所找到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近代的法治是从古代法治理论中发展而来的，早在古希腊就有人治和法治之争。柏拉图早期是典型的人治论者，其在《理想国》中主张贤人治国或“知识专政”，他认为“哲学王统治”是最好的治理方式，理想国家是靠贤人的智慧和知识而不是靠法律来掌管的。[16]理由是“尚法不如尚智，尚律不如尚学”。不过晚年的柏拉图却认识到法治的合理性，将法律当作人们追随的“上帝”。[17]“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氏的这句名言在人治法治之争中显得尤为耀眼。他从一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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