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法律之门演讲范文  ○

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象征诸侯权位的金属鼎上，向全社会公布；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把前任执政范宣子所编刑书正式铸于鼎上，在形式上明确了“法律公开”这一新兴地主阶级的立法原则；公元前451年、450年，古罗马十人委员会将制定的《十二表法》公布于罗马广场。人类文明的进步以及权利意识的萌芽促使法律公开化成为历史的必然。黑格尔在《法哲学》中提出三项国家行为公开的标准，第一项便是法律公开。在他看来，法律公开不仅仅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而且更是法律逻辑的自我展开。诚然，法律公开可以看作是实现民主实现法治的必要的手段和过程，也只有将法律成文化、系统化最后公开化，才能接受人民的监督和评断，是否符合法治社会下的立法标准，也只有公开后方可有效的进行技术操作。
四、行政权力与法律权威
将守门人看作少数特权集团的射影，多少带有传统阶级社会的时代烙印。而站在当前现实社会的体制下来分析，守门人或许更大程度上成为了行政权力的代言人。守门人为法服务，由始至终扮演着法意的执行者的角色。（这里暂且不论其所执行的法的性质）无论他们是否了解法的真正价值，或是否曾经与法打过照面，他们的使命便是接受法的旨令，一生忠守于每一扇法律门前。他们天生具有服从于法的属性，因而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要受到法的规制，他们所守护的门便是法为他们划定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圈子里他们应该一遍一遍的重复着法定的行为准则。
可以说守门人的权力是法律所赋予的。如果法在每一个理性的人的心目中处于至高的地位，那么它便拥有对于每一个人内心以及行为上的最高的规制力，同样对于稳定社会秩序起到极大的作用。 法律权威确定后便必然需要选定一定的法律关系主体来接受其权力的配给，进而执行法律、维系法律，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便衍生为行政权力。
行政权力的存在，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使得国家的运转、社会秩序的稳定趋于系统化和规范化。倘若行政权力严格遵循法律的规制，真实的承认并尊重法律的权威，那么依法行政便成为民主法治的一个重要的表现。
然而，在现实社会中，由于行政权力极具威胁性和扩张性，行政权力实施者的贪欲也就随之恶性膨胀。行政权力仗着行政资源上的优势，为了维护其权力的“尊严”以及极富弹性的自由裁量，往往表现出一种权力对权利的压制。守门人是有权力的，他们可以在法看不到的地方对乡下人的行为进行压制。第一个守门人或许没有见过法，他从被任命到职责范围的确定极有可能都是来源于行政命令的授予，那么也就是说，问题出在了与法最接近的守门人的地方，他或许已将自己手中已极度膨胀的权力遮蔽了法的眼睛。从第一个守门人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可以找到一些影子：乡下人可能进入法律之门，因为这扇门是为他而开的，这可以视为是法最初的本意。那么既然这样，当乡下人站在了法律的门前，为何又遭到了阻拦呢？守门人的回答是“现在不行！”那么什么时候可以进去呢？守门人在默认了乡下人权利的同时又在权利行使的时间上作了限制，这或许可以视为行政权力在法律原则的“默许”下进行的权力对权利的干涉。
结论是：行政权力必须在法律权威下行使，并受到其它权力的制约，在建立以权利为本位的社会体制下的权力必然会作出“让步”。
本文到这里，或许过多的将问题归责于守门人，而乡下人消极被动的表现也确实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然而，在权力与权利失衡的社会现实条件下，对于作为利益最大受害者的普通民众，是否不应有过多的微词呢？！

参考文献

【1】【美】博西格诺（John J. Bonsignore）等著《法律之门》，华夏出版社，引言部分，第9页
【2】【美】博西格诺（John J. Bonsignore）等著《法律之门》，华夏出版社，引言部分，第3页
【3】因为他说：“我是有权力的。”
【4】乡下人想了想，问过一会儿是否允许他进去。“可能吧，”守门人答道，“但现在不行。”
【5】见本文第四行
【6】见本文第十六行
【7】前者如“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可以晋见法的”；后者即法律之门专为乡下人而开这一原始目的。
【8】弗兰茨•卡夫卡，《我们的法律问题》，节选自《法律之门》，华夏出版社，引言部分，第7页
【9】李龙、汪习根主编，《法理学》，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80页
【10】李龙、汪习根主编，《法理学》，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463页
【11】弗兰茨•卡夫卡，《我们的法律问题》，节选自《法律之门》，华夏出版社，引言部分，第7页
【12】见本文第九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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