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词解释:“浙江模式”  ○

一些地区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较早地和较好地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默许、鼓励和支持，地方政府与民营经济两者形成了良性的互动，而同时在另一些地区却没有发生相同的情形。
　　首先，地方政府的行为显然与区域的自然禀赋与历史禀赋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前所述，在具备特定的自然禀赋和历史禀赋的区域中，计划经济体制外的民间经济活动从未真正地中断过，即使在计划经济及相应的意识形态高压下，人们仍在从事着与区域商业传统相关的民间经济活动。地方政府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对这些“资本主义尾巴”心知肚明，也曾经花费气力去限制和打击过这一类民间经济活动，可事实证明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努力大多是徒劳无益。地方政府清楚，区域商业传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且，在自然禀赋条件较差的地区，地方政府同样清楚这一类民间经济活动是当地老百姓（尤其是农民）维持生态必需的手段，故实际上已多多少少开始逐渐地默许这一类民间经济活动的存在。一旦条件成熟，这一类民间经济活动伴随着农村工业化进程开始成规模地发展起来后，地方政府持有的宽容（部分地也许是无奈）的态度及相应的行为方式，就会形成一种比较有利于民营经济在区域中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宽松环境。
　　其次，地方政府在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行为，也与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计划经济的遗产有着很大的关系。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及相关的经济部委在不同区域中推行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战略时，在各个区域中国家有关部门投资的差异性极大，由此导致了不同区域中地方对于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主导工业化战略的认同相当的不同。具体地说，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投资相对较少的区域，地方政府就相应地很少会期望通过“跑步（部）前（钱）进”的方式来争取上级部门的投资，以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由于地方政府对国家主导工业化战略的认同程度低，地方政府在改革开放后实施类似于联邦财税制度的“分税制”条件下，就会比较容易摆脱对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战略的路径依赖，倾向于探索非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新道路，从而更有积极性重视、鼓励和支持区域经济发展中民营经济的发展。
　　最后，地方政府对意识形态或政治风险的评估及回避政治风险的能力，也是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税制”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在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会权衡民营经济及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地方财政收入与民营经济发展可能诱发的政治风险成本两者孰大孰小。在两者的权衡中，地方政府倘若能够通过各种方式（例如“戴红帽子”、“股份合作制”、“挂户经营”等等）将个体私营经济“包装”成符合一定意识形态标准的“公有制经济”或“集体经济”，那么，地方政府就可能有效地降低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所诱发的政治风险，更为大胆地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
　　简言之，根据公共选择理论，约束条件下的最优选择行为这一经济分析框架，不仅适用于微观经济主体，同样也适用于地方政府的行为，只要必需的约束条件成立，地方政府支持本区域民营经济发展的行为就是一种合乎逻辑的选择。事实上，浙江区域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就是一个较好的证明。
　　五、“浙江模式”的发展前景
　　作为一种至今来看仍属相当成功的区域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模式，“浙江模式”的发展前景同样也必须从改革和发展两个视角来观察和判断。具体地说，“浙江模式”的发展前景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浙江区域改革和发展的双重阶段转换的进程。
　　从经济体制改革的视角来看，浙江经济已率先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初级市场经济的转换，制度变迁的新历史任务是推进区域经济体制从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换，即改革的阶段转换。为了顺利地推进从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换，浙江区域经济面临三大艰巨的任务：一是完成从传统的企业组织形式和生产经营方式向现代的企业组织形式和生产经营方式的转换，在更大范围内建立起现代的企业制度；二是完成从传统的市场组织形式和市场交易方式向现代的市场组织形式和市场交易方式的转换，在更大范围内用法制为基础的非人格化交易来取代以地缘、血缘、亲缘为纽带的人格化交易方式；三是完成政府职能转变，把区域中发展型的强势政府转变为服务型的高效率政府。
　　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视角来看，浙江经济已率先基本上完成了从农业经济向工业化中期经济的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经济发展的新的历史任务是推进区域经济发展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的转变，即发展的阶段转换。为了顺利地推进区域经济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的转换，浙江区域经济同样面临着三大艰巨的任务：一是完成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建立起经济与自然及环境协调发展的机制；二是完成从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变，建立起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机制；三是完成从“强县战略”向“都市战略”的空间发展格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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