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农民工收容遣送之浅论思想宣传  ○

　　2003年6月19日，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幷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自此，实行了多年，对广大“农民工”群体构成人身威胁和居留权侵犯的收容遣送制度得以废除。新闻传媒，尤其是市场取向的新闻传媒被认为在这一制度的废除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最终引起这一制度废除的事件――“孙志刚事件”――正是通过新闻传媒，尤其是市场取向报纸的报导被得以揭露，这一事件引起了舆论的喧哗，进而对国家的政策议程构成了直接的民意压力，直接促成了制度化的成果。

　　在这一过程中，从表面看来，作为城市社会新生弱势社群的农民工得以通过新闻传媒表达了自身的利益诉求。本文即以此个案为关注点，它希望回答的是两个问题。首先，当代中国的新闻媒体是如何为农民工这个弱势社群提供公共表达的？也即，这些媒体是如何报导这个与农民工利益密切相关的议题的？其次，它为什么会提供机会和空间来表达这个弱势社群的声音，倡导这个弱势社群的权利？为什么以城市主流社会为主要市场对象、幷仍然受到国家严格控制的新闻媒体会为一个幷不属于其市场追求对象的农民工弱势社群提供公共表达？

　　回答这两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有助我们理解中国新闻改革的现状及前景。在当代中国这个经历迅速变迁的社会，“社会”正在分化为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社群，特别是，在具体的社会利益之间存在冲突，有强势社群或主流社群与弱势社群之分。同时，中国的报业结构正在变得多元化。在这种状况下，新闻传媒会否成为多元意见得以呈现的空间？传媒能否成为系统表达弱势社群声音的场域？反过来说，当代市场化条件下的新闻传媒有没有象其它研究者所观察的那样，成为为少数精英阶层所用的精英媒体？

　　本研究的资料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首先是各报在该议题上自2000年至2003年6月该制度被废除之前这个时间段所从事的相关新闻报导，本文对这些新闻报导或新闻表现从事了细致的文本分析。其次是对参与或对该议题报导有较多了解的相关新闻记者和编辑的访谈。本文以×××为考察地点，考察了该地报业体系中四家报纸在该议题上所从事的相关报导。具体来说，下文将这样安排：首先，我将介绍当代中国的农民工作为城市社会新生弱势社群出现的背景以及收容遣送制度与这个群体之间的关系；然后将简略一提当代中国传媒市场化的背景；之后将依次回答上述的两个问题。

　　一、农民工与收容遣送制度

　　所谓农民工，指的是从农村进入城市，成为城市工业劳动力的农民。自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大规模流动，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大量农民工的出现与经济改革启动之后制度的松动有关，在此之前，国家通过严格的制度安排限制了农民向城市的流动，以维持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不平等格局，而自此之后，大量农民开始自发地来到城市寻求就业和生活机会。

　　但是，农民进入城市之后，幷没能获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生活机会与待遇，相反，成了城市社会的新生弱势社群。他们是低端劳动力的主要供应者，在社会经济水平上处于底层。在就业领域，许多城市对于农民工还实行政策歧视。同时，以户籍制为核心，城市仍然对农民工实行制度歧视，使得他们作为城市社会的“新移民”，在诸项“公民权”上仍然缺失。

　　不仅如此，城市对农民工还实行的是一种以防范、驱赶和排斥为基本取向的管理制度。收容遣送制度即是这种管理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和表现。在当代，它指的是在当代中国社会指的是由民政、公安部门对符合条件的人员予以收容幷遣送回原户口所在地的一种行政强制措施。这一制度建立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建国初期，早期的收容遣送具有一定的“慈善”性质，以对灾民或生活困难人群的收容和救济为主。但是，自80年代开始，这一制度越来越演变为以“维护城市社会秩序”为目的，在实际运行中针对农民工，侵犯和干涉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居留权和人身自由权的一个制度。

　　这一制度的演变与多个社会主体的利益因素密不可分。它的演变首先与城市地方政府作为行政主体和作为利益主体的内在驱动有关。在不少地方政府看来，收容遣送是一种有效、必要的社会治安手段。同时，许多城市地方政府部门都看到了对数量巨大的农民工群体实行收容遣送所具有的潜在巨额利益。例如，城市公安部门可以通过核查证件，对那些没有将暂住证、身份证和务工证带在身上的农民工进行罚款来获得利益。部分公安部门甚至与负责遣送的民政部门建立利益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