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中国农村宗族问题研究与思考思想宣传  ○

一、当代宗族复兴原因的探讨

　　改革后，早已被世人定性为封建糟粕的农村宗族为何迅速复兴，首先成为研究农村与农民问题的学者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问题。王沪宁、钱杭、王铭铭等学者的研究便是其中的代表。

　　王沪宁先生侧重于从经济因素和行政体制方面探寻农村宗族复兴的原因。他认为，经济因素是根源：“在漫长的岁月流逝中，没有形成什么足够的力量能冲击家族文化，主要是没有形成什么强大的物质生产力；”[1](p6)同时，他进一步指出，行政控制的弱化和退出，使亲属和家族意识与权力得以滋长，因为农业生产季节性的特点使必要的生产协作变得必不可少，但是集体经济管理手段的削弱，促使家族成为承担协作任务的当然主体，从而“造成家族势力的抬头”[1](p64).

　　钱杭学者主要从文化的意义上对农村宗族的复兴进行解释。他认为，宗族继续存在的理由不在于其外在的功能，而主要表明的是同族成员共有的一条文化上的根。这条根构成了他们现实存在的价值源泉，因为在目前的社会格局中，宗族是几乎唯一可以真正与他们自己的实际生活结合在一起的自治性的形式。它不仅满足了人们对于历史感和归属感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找到了连接传统与现实的中介，实现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道德感和责任感[2](p22-29)。

　　王铭铭先生以及朱虹先生则倾向于从功能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宗族复兴的原因。王铭铭认为，宗族共同体之所以复兴是因为宗族能够满足人们在社会公益事业和福利事业以及精神上的某些需要。作者指出：1979年改革以后，合作和互助出现了新的问题：经济改革导致家户经济的再兴，同时导致政府的“公有”力量的部分消减，尤其是政府以往对经济合作和农村公益事业的直接干预被撤销，不仅生产成为个人一家户的事，公益事业和社会互助亦变成民间的事。这一状况为民间传统社会互助制度的恢复提供了一个“自由空间”[3](p63-64)。朱虹则指出了宗族复兴的经济效应因素。他认为返乡寻宗祭祖的华侨能带来明显的经济利益，“基层政府对村民宗族活动往往采取默许甚至支持的原因与招商引资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也有相当关系”；同时，宗族力量在维护农民经济利益，保障自身合法权益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当上级不顾民意随意委派村干部，或者基层部门乱摊派、乱收费肆意加重农民负担时，宗族有一定的力量加以抵制，而没有归属于宗族组织的个人与家庭则是无力与之抗衡“[4].

　　此外，买文兰和余红等学者还从农民精神心理中的消极因素和精神生活的不足方面入手，探讨其对农村宗族活动复活的促进作用。关于农民精神生活的不足，买文兰认为，农村青年缺乏精神文化生活，而宗族势力利用宗族文化则较易将族人聚集起来；农村社区文化的宗族色彩日益浓厚，如利用祭祀、族戏、婚丧嫁娶等，宗族文化的糟粕冲击着农村精神文明建设[5].余红则认为，农民精神心理中的消极因素也促成了农村家族势力复活的出现。他指出，传统的宗族文化，宗族意识和宗族情感中蕴含着中国农民对“本体性”的需求，即对人类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形成心理上的满足，这种宗族心理使得族人即使远离家乡，也与宗族乡情心心相印。改革开放以来的寻根热，一方面慰藉了自己远走他乡的漂落感，重温了血缘亲情，另一方面也可以了却感情负债；另外各地为了经济建设的需要，对这种宗族乡情起推波助澜的作用[6].

　　总之，从现有研究的总体上看，学者们对宗族复兴原因的研究与探讨，其触角已深入到政治结构、经济体制、社会功能、文化传统、精神心理等各个层面，展示了宗族复兴的原因不是一维的，而更可能是多维的，是多方面因素合力的结果；学者的分歧主要源自研究问题的角度不同，有的从积极和正面的角度去看待这一问题，而另外一些学者则从消极负面的角度给予解释；目前还缺乏在上述各个层面基础上的综合性研究；因此，宗族复兴的根本原因(或主要原因)问题的研究还有待加以系统综合和进一步深化。从已有研究成果的思路与内容看，虽然多数的研究者都认为，农村宗族在改革后的普遍复兴绝不会是一种偶然现象，必定有它存在的深层次的原因和合理性因素，但是同时又都认同，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聚族而居的生存方式，商品经济的不发达等原因也是农村改革后宗族文化复兴的主要因素。显然，学者们没有很好地正视：农村宗族组织及其活动正是在中国商品经济最为活跃的东南地区普遍复兴这一活生生的事实，因而没有能反思学术界长期形成的所谓关于家庭“小农经济”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传统结论，进而也就没有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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