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百年回顾乡镇街道  ○

调中国的特殊性。梁漱溟独具慧眼地看到了以城市化、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两大弊端，即物欲横流和乡村遗弃，认为中国不能走西方的老路，力图以文化重建复兴乡村，进而改良中国；二是强调知识精英必须到农村去，主张知识精英与农民结合。其局限性在于：一是过分强调中国特殊性，从而否定现代工业文明的普适性，这必然妨碍他正确认识、分析中国和乡村的根本问题；二是文化本位的分析方法忽视了农民贫困化的根源；三是将乡村居民等同于农民，无法改变农村固有的社会阶级关系，无法激起下层农民的热情和向往。梁曾为之叹息：“工作了九年的结果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梁漱溟希望造就乡村领导精英推动乡村建设运动终于流于空想。
   　　2.以mzd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探索。作为“农民的儿子”，mzd对现代化启动后农村的衰败和农民的苦难有着更为真切的感受。从青年时代起，他就致力于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使他的探索获得了正确的理论指导。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方法，mzd将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根源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即不合理的地权关系。因此，只有充分动员广大贫苦农民改变旧的统治秩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在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认识上，mzd形成了一些不同于马克思等人的独到思想。
   　　其一，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大批破产农民被转化为城市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人数最多、受压迫最深的阶级，因而，工人阶级是改造旧社会，重建新制度的阶级力量。而在中国，现代化是在外部力量侵入下启动的，传统社会的主要社会成员——农民作为一个阶级被完整地保留下来，而且所受苦难最深重，“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1]（p631）。 只有解决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问题，制度革命才能成功，从而为现代化重建制度基础。
   　　其二，在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看来，农民不过是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弃儿”。即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农民在历史变革中的作用也估计不足，恩格斯认为：“我们的小农，正如任何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2]（p487）在中共创立初期， 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也认为只有城市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动力。陈独秀等人更是以城市知识精英自居，轻视和忽视农民的历史主动性。而mzd通过实际调查，对农民的历史主动性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将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作为检验是否是革命者的标志。mzd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认为，正是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
   绅，完成民主革命”。“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3]（p21）。之后，mzd又多次强调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知识分子只有与工农结合，才能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由此将被视为消极存在的农民阶级提升到革命主体的地位。
   　　其三，西方现代化理论将人口、资本、知识、技术集中的城市作为社会历史变革的中心，分散的乡村则处于边缘地位。以西方国家经验为基础形成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认为，革命的中心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集中居住的城市。而在mzd看来，中国的城市主要是政治统治的堡垒和消费中心，中国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农村是消费品的主要生产地。为此他提出，要以农村为革命根据地，在农村造就革命力量，以取得革命的成功。
   　　其四，由于农民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农民是革命的动力，农村成为革命根据地，因此必须正确认识和解决土地问题。mzd认为，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即不合理的地权关系。只有实行“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权，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解放农村生产力。解决土地问题的实质是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求，实现其物质利益。这正是农民作为历史变革动力的持久源泉。显然，它与简单地消灭私有和遏制个人利益追求的思想和做法有显著的差别。这反映了mzd对农民的深刻了解和认识。
   　　在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认识上，mzd既注意到现代工业文明的普适性，又能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因此他创造性地探索出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并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
   　　为探索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出路，mzd十分重视实地调查，如20年代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30年代江西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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