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百年回顾乡镇街道  ○

家完全不同的商品化概念。“过密化”（involution，又译为内卷化）是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 ）在研究爪哇农业时首先提出的，指的是那种“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总产量的增长”的现象。“过密型商品化”指的是由过密化相伴随或推进的商品化进程。他认为中国农村的商品化不是由于经营型农场主的获利动机驱使，而是人口过多对土地的压力推动的，以密集的劳动投入为代价。因此，并不存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小农生活长期仍旧处于糊口水平，中国人口的大部分仍然束缚于粮食生产。这种商品化不仅难以导致小农经济解体，反而会延续小农经济。它的特征是有增长无发展，即“过密型增长”。1979年的农村改革是对这种“过密型增长”的突破，“正是乡村工业化和副业发展才终于减少了堆积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动力人数，并扭转了长达数百年的过密化”，使中国农村真正走向现代化。
   　　2.乡村经纪人观念。美国学者杜赞奇利用满铁资料对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进行分析之后，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中提出了乡村基层领袖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扮演着“经纪人”角色。他将“经纪人”分为两类：一是“赢利型经纪”，他们将小农视为榨取利润的对象；一是“保护型经纪”，他们代表社区利益，并保护自己的社区免遭国家的侵犯。“经纪人模型”注意到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角色，大大深化了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的研究。近来，有学者进一步阐发了这一观点，提出以国家、地方精英和民众的三层分析方法，来解读中国乡村社会。
   　　3.农村社会的转型。shue在叙述中国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关系时认为，1949年以来国家对农村的控制经历了mzd时期的“蜂房式”制度到商业网络和政府机构直接渗透到乡村的变迁。在mzd时代，农民被固定在当地社会中，国家依赖地方干部对中央政策进行地方化式的“变通”，其角色颇类似于中华帝国时代的“士绅”，从而农村社区对于自上而下的政治控制基本上是不开放的。相比之下，改革以来的一系列经济开放政策和行政改革措施把农民纳入到具有一体化趋势的商业网络和不断强化的地方行政制度的控制当中，使他们的社区逐步向自上而下的社会控制形式开放了，也使中国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国家力量延伸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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