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征地制度评价：合效率性、合理性与合法性乡镇街道 ○
关键词：征地制度 效率 合理性 合法性 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我们所谈的征地制度，主要是指涉及征地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政府政策，也就是正式制度安排。制度是行为的框架，用于规范与协调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人类之所以要创造制度，目的在于减少信息成本和不确定性，把阻碍合作形成的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涉及征地的制度即为协调、规范农地转为市地而生，是为了在复杂的交易关系中“带来秩序和可预测性”(布罗姆利，1996)。征地制度要实现其调节、规范功能，必须要满足一些评价标准，这就是效率标准、合理性标准和合法性标准。 一．征地制度评价：效率标准 制度的效率就是制度成本与制度收益的比较。制度效率有两层含义，第一层表现在制度安排本身的形成与实施中，当制度收益一定时，制度设计、制度维护、制度实施过程中所付出的各种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等等的最小化；另一层是指制度的社会性效率，或者说制度的资源配置效率，是指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人们从事交易所花费的成本最小而收益最大，即制度将社会的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降到了最低点，资源配置实现了帕累托最优。 经济学家习惯于从效率角度判断制度的优劣，认为制度的适应性效率如何，它能否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能否达到“帕累托最优”，是评判制度优劣的标准。从效率评价角度而言，征地制度的低效率在学界已经取得共识。表现在第一层次效率方面，现行征地制度由于与50年代的征地制度相比较并无太大的变化，因而其设计成本很低；由于制度不能反映利益关系的相对变化，其维护和实施成本就极高。于建嵘的调查显示，在群众上访、向新闻媒体等渠道反映的问题中，土地争议位居“三农”问题首位，而征地问题则占土地问题的63.xxxx(于建嵘，2002)。王梦奎指出征地制度造成大约400xxxx“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农民，成为极大的社会隐患(王梦奎，2002)。就第二层次的资源配置效率来看，黄祖辉等指出，非公共利益性质的征地行为由于侵害土地发展权产生了一系列后果:损失土地配置效率，导致土地的粗放利用、延迟土地开发，出现“征而不用”“征而迟用”，产生延迟成本和过高交易成本(黄祖辉，2002)；汪晖指出现行征地制度诱发集体土地黑市交易(汪晖，2002)；陈利根与陈会广指出强制征地可能导致“财产从高评价的使用转向低评价的使用”(陈利根、陈会广，2003)； 上述分析向我们展示，现行征地制度虽然在制度设计方面成本低廉，但在制度维护与实施、在资源配置方面却效率不高。现行征地制度在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方面存在问题几乎是经济学界公认的事实，值得继续发问的是：制度效率不高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总体而言效率不高的制度却得以长期执行？要准确的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引入制度的另外两个评价标准：合理性标准和合法性标准。 二．征地制度评价：合理性标准 马克斯·韦伯把合理性划分为形式合理性（formal rationality）和实质合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所谓形式合理性是指一种关于不同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判断，它是纯形式的、客观的、不包含价值判断的，所以又叫工具合理性或逻辑形式主义(韦伯，1997)。形式合理性，指制度内容、条款合于言辞之理或言之成理，以及合于思维形式的理，即逻辑。实质合理性又叫价值合理性和信仰合理性，指制度与信仰、理想或一种价值目标相符合。在一个以某种理念支持的、具有特定价值指向的制度系统内，其制度是否符合该理念的“逻辑”，其表现出来的功能与价值是否与其“理念”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是否能体现该理念的本性与目的，是价值合理性的指向，所以制度的合理性也指制度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另有一种合理性，即程序合理性，罗尔斯有过专门讨论：“即使在法律和制度不正义的情况下，前后一致地实行它们也还是要比反复无常好一些”(罗尔斯，1988)。对制度而言，不考虑其内容是否公平，也不考虑其形式是否逻辑上一致，只要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对于任何所涉及的主体都能前后一致的使用，这本身就具有了一定的合理性(辛鸣，2004)。 目前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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