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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干部的动力机制与角色类型乡镇街道  ○


        关键词:村干部    乡村治理    乡村关系    角色      动力机制     一、引论   对村干部角色类型作了最好概括的,当属吴毅教授,他认为,以代理人和当家人作比喻,来描述实行村民自治以后村干部处境有一定道理,问题是,这种描述有些忽视农村复杂的动态事实,尤其忽视了村干部作为一个能动主体的行动能力与倾向,这个意义上,用经纪模式来比喻村干部,可能会更准确地将村干部作为能动的行动者的一面概括出来,从而有助于我们理解村干部在村民自治中的行动。经纪模式依据村干部行动的取向,可以分为赢利型经纪和保护型经纪,赢利性经纪的目的是利用所处位置谋取个人的经济利益,保护型经纪则因为村庄文化网络所构造出来的公共空间,愿意从面子和社会关系方面获取收益,而不是仅仅考虑个人经济收益的最大化。经纪模式的问题是,无论是充当赢利型经纪还是保护型经纪,村干部都会积极行动。而当前中国大部分农村的实际情况却是村干部消极对待各项事务,即不积极代理,也不主动当家,而成为村庄秩序的守夜人甚至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撞钟者”[1]。   村干部扮演何种角色,与其动力机制有密切关系。如果村干部既无预期的经济收益,又无预期的社会收益,村干部就不可能作为一个积极的能动者来扮演角色,他们即使在当村干部,也大都消极无为,也就成为吴毅教授所说的撞钟者。   从当前学术界对村干部研究的总体情况来看,主体的思路依然是从村委会组织法等制度性规定来设想村干部的行为特征,缺乏从村干部这个主体的角度来讨论问题。这样讨论村支部与村委会这两个主要村级组织的关系,就容易看到制度设计上主要对上负责的村支部与主要对下负责的村委会之间的冲突,典型如樊平在一篇报告中分析的,如果不考虑村干部的个人品质,则作为宏观管理方面的村级组织的上级组织往往强调加强体制性权力建设即农村党支部建设,农民则行使民主权力积极参加村委会选举,加强村落内生性权力建设,村支部和村委会从而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2]。这样讨论的结果,就会侧重于变更制度,而忽视制度运作中的人。但实际上村干部不是制度的木偶,村干部的实际行为特征与制度安排差异极大。只有从理解村干部的实际行为出发,我们才能够较好地解释村两委关系、乡村关系,并因此理解当前乡村治理的现实。   要理解村干部行为的动力机制,就必须将讨论回归到具体的村庄而非仅仅制度之中。事实上,因为村庄本身的差异,以及与此相关的村民与村干部关系及村与乡关系的差异,而使村干部在扮演角色上表现出很大的地域性差异。地域性的村干部扮演角色的差异,又反过来影响乡村关系,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并因此影响着乡村治理的状况[3]。   二、村干部的动力机制   作为行动主体的村干部,要么因为经济性的收益,要么因为社会性的收益,而积极行动,如果什么收益也没有,村干部就不会按照制度(尤其是自上而下实施的制度如村委会组织法)行动。   1、社会性收益。   所谓社会性收益,即村干部可以从职位中获得的表达性收益,诸如获得在村庄的声望、权威,具有面子,实现个人的政治社会抱负等等。这方面的收益不同于经济收益,或者说主要不是为了获得经济收益上的好处。若作进一步细分,又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声望和面子,二是实现个人政治社会抱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除极少数例外[4],村庄精英不会为实现个人政治社会抱负而当村干部。在当前体制下面,村干部本身也的确缺少实现政治社会目标的空间,以致那些希望实现个人政治社会抱负村民的前途困境重重。这就是说,从社会性收益方面,构成村干部动力机制的,主要是声望和面子方面的收益,村庄精英从村干部这个职位上获取公共决策和公众人物的地位,从而满足了他们表达性的需要。 表达性的需要是在文化网络中实现的,离开了文化网络或者离开了村庄生活的意义系统,就谈不上表达性或社会性收益。   声望或面子,来自村庄其他村民的尊重。村庄文化网络越是紧密,声望或面子会越发重要,村民精英就会越发在文化网络中追逐。村干部作为一个公共职位,可以做出一些影响其他村民的决策及行动,追逐声望和面子的村干部,就会利用此职位赋予的各种权力和可以调动的各种资源,来满足村庄生产、生活和娱乐的需要。追逐村庄声望与面子的精英们的机会成本很高,他们当村干部,大都不会在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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