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工作的思考 ○

</Script> 钟伟苗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决定了党对各项工作包括政法工作的领导权，党委政法委的执法监督权是从党的领导权所派生出来的。党委政法委开展执法监督工作是为了更好地体现党的领导和加强党内监督。针对社会各界要求司法公正的呼声日益高涨的形势，中央政法委试图通过赋予和强化党委政法委的执法监督权等手段来解决执法不严、监督不力和司法腐败等问题。
一九九五年，个别地方的政法委开始了执法监督工作的探索，一九九八年四月，中央政法委出台了《关于加强党委政法委员会执法监督工作的意见》，二00一年四月四日，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办公厅经省委同意正式发布了《浙江省各级党委政法委员会执法监督工作实施办法》。此后，执法监督工作成为我省各级党委政法委的一项基本职能和重要工作内容。但是，党委政法委的执法监督工作尽管已全面推开，然对其进行理论研究的仍很少，更不要说运用理论来指导执法监督工作实践了。一方面，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工作在实践中确实存在一定的偏差；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同志对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工作尚心存疑虑，认为这是干预司法独立，不符合司法改革的方向。可见，对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工作的认识还不够统一，理论研究还比较缺乏，而缺乏理论指导的实践往往带有一些盲目性，因此对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工作进行理论上的研究探讨显得十分必要。
一、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工作的必要性
有的学者认为，党委政法委作为政法各部门的领导机关，在多年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由政法委牵头，由公、检、法机关“联合办公”、“协调定案”（主要是对疑难案件）的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不可能真正完全独立地行使职权。认为应该在“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确定以后废除这种做法，因为其违背了诉讼原理，且直接与宪法和诉讼法规定的“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等相抵触。有的学者认为，地方党委及其政法委的干预是导致司法不公，特别是地方保护主义的重要根源之一，并认为这主要是体制上的原因。司法干部由地方党委管理，经费由地方政府负担，司法机关是极难做到只服从法律，而不服从地方党委的命令的。而且政法委员会主要是由公、检、法、司的主要负责人组成的联合体，本应独立行使的审判和检察权等在政法委的统一协调下，往往变成司法机关的“联合办公”、“协调定案”，并在实践中多强调“互相配合”，较少重视“互相制约”。在现有体制下，司法权往往屈从于地方权威势力，司法独立无法做到，司法公正就很难保证。还有的学者认为，司法活动是一项技术性、理论性、科学性很强的工作，证据的运用，逻辑的推理和对法律的准确理解，并非非职业人士所能做到的，更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仅从一方面的申诉状中就可以判断是非曲直的。对案件的是非要专业人员依照一套严谨的诉讼程序才能作出判断。如果把本来属于司法的权力分割到地方党委包括党委政法委或其他部门手中，要实现法治是不可能的。地方领导对案件定调子和阅批案件的做法是司法权被分割的典型表现。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尽管上述观点都是有一定道理，而且是极有高度的，但是从当前看，这些观点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中国现阶段的国情，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经济基础尚处于“初级阶段”，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主和法制也就不可能达到很高的程度。中国改革是渐进式的改革，它必须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这是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司法改革也必须首先考虑这一点。《法学月刊》主编郝铁川博士认为，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将经历从人治到综治，再到法治三个阶段，当前正处于从人治到法治的中间过渡阶段，即综治阶段。所谓综治是指当前我们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经济、文化事务还无法事事处处都唯法是行，而必须运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行政等多种手段，综合治理国家。法治在现阶段社会生活中无疑具有前所未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但要达到“法律至上”的境界尚待时日。但这并不是我们追求法治的诚意不足，而是法治的基础一时难以具备，无法全面启动法治，因此，也就不可能马上实现完美的法治理想状态——公平、公正。窃以为，郝博士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单从司法人员这个角度来说，我国司法机关的人员大致分为三部分：一是司法人员，二是行政管理人员，三是后勤服务人员。现有司法人员的来源非常复杂，既有从法律院校毕业的，又有从军队转业的，既有从其他机关调入的，又有从企事业单位改行的，还有从社会上直接招聘的。而且从数量上看，从法律院校毕业的还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在法律院校毕业的司法人员中，本科以上学历的又只有很少一部分。即使是法律本科以上的司法人员，与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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