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党委必须加强执法监督——兼评否定党委执法监督的言论 ○

</Script> 肖来青

摘要：对当前理论界出现的否定地方党委开展执法监督的观点进行批评；认为地方党委开展执法监督既符合立法精神，又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对于遏制和消除司法腐败起着关键作用。提出当前地方党委开展执法监督的重点和方法。

关键词：执法监督司法腐败公正执法法制化

当前，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司法实践中，对于地方党委及其政法委对执法司法机关的法律监督，存在疑惑的人不少。有人甚至在报刊上发表了有争议的言论。对此，从理论上进行深入探讨，找到正确的答案，很有必要。
就笔者目前所读到的一些文章和在实践中发现的问题，综合起来看，对地方党委开展执法监督持否定态度的观点，大体有三种：一是“多余论”。认为在法律监督方面，既有国家权力机关（人大）的监督，又有国家专门监督机关（检察机关）的监督，还有执法司法机关内部的监督，而且这些机关本身都有党的组织，因而地方党委及其政法委没必要再实行监督。有的文章说，按照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模式，也不应有这种监督。二是“无据论”。一些论者没有直接否定党委开展执法监督的合理性，而是强调这种监督缺乏法律依据，即强调宪法和法律中都未明确地方党委对执法司法活动有监督权。在实际工作中，有的执法司法人员对党委及其政法委的监督抱拒绝的态度。三是“干扰论”。有人从司法独立的角度，对党委执法监督提出质疑，认为这种监督实际上是地方党委对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干扰。甚至有人以个别领导者非法干涉司法程序，造成司法不公、执法不公的案例，来论证党委执法监督与公正司法、公正执法的对立性。有的文章说，政法部门的党内联合办公，就是搞政法委书记“首长负责制”。上述“三论”虽然各有区别，但本质上都是对党委执法监督的否定。对于这些错误的观点和思想倾向，如不加以澄清，必将对执法司法实践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否定党委执法监督的观点和思想倾向？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在一些地方确实存在少数人特别是重权在握的党政领导干部，不顾党纪国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肆意干预执法司法工作，严重影响了执法司法的公正性（理应严肃追究）。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同志便辨不清主流与支流，也不深入调查研究，错误地把司法机关出现的腐败问题归咎于党委及其政法委对司法机关的监督，进而怀疑这种监督的合法性。他们不知道党委执法监督的前提，就是“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章》），党委及其政法委自身必须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绝不允许逾越法律以言代法的现象存在。如果有人要反其道而行之，那便是个人的违法行为，与党和国家的制度设定无关。这正如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下也有法官枉法裁判一样。至于政法委主持的党内联合办公，更是政法机关内部就少数涉及社会大局稳定的案件或司法机关争议较大的重大疑难案件，为防止在这类案件的执法过程中出现司法腐败和冤假错案而造成严重影响，所采取的一种能增加透明度的案件分析会。它的目的正在于使司法机关公正而高效率地办案而不是违法办案。对于这一点，许多局外人士知之甚少。而仅凭推理，难免产生错误或偏激的观点。另一个原因是，一些人超越现实，盲目地追求西方三权分立的体制。从理论上讲，西方国家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不失为一种比较理想的体制模式。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的国情不同于西方。这里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经济基础尚处于“初级阶段”,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主与法制也就不可能达到很高的程度。中国的改革是一个渐进式的改革,它必须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这是中国国情所决定的,司法改革也必须首先考虑这一点。任何想逾越这个现实的想法都是幼稚的。在当前法律监督机制尚未完善、执法司法队伍素质还比较低的情况下，盲目搬用西方“三权分立”那一套，或把党委执法监督排斥于法律监督主体之外,是十分错误的。
应当说，地方党委要不要实行执法监督，不是由谁说了算的问题，而是由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所居于的地位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唯一执政党，“执政”二字决定了党对包括政法工作在内的各项工作的领导权，党委及其政法委的执法监督权是从党的领导权中派生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坚持党管干部、党管意识形态的原则，还要坚持党管国家机器（包括司法机关）的原则。既然要管，怎么不能监督，人大能监督、新闻媒体能监督、群众能监督，党委还不能监督？何况这种监督是符合立法精神的。《宪法》第2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无疑具有对执法司法机关的监督权。而且，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