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学东渐与近代中韩法制变革 ○
禁烟的林则徐感受到来自英国的威胁，为了在与英国的交涉中能够知己知彼，迫切需要了解一些战争、国家交往的原则。当时，临时随差的清政府会同四夷馆翻译袁德辉同样“眼看与英国交恶迫在眉睫，遂建议林则徐留意万忒尔的权威著作“，(6)这部著作就是瑞士国际法专家万忒尔（E. Vattel）的《国际法：运用在行为和民族主权事务的自然法则与原则》（The Law of Nation）。该书最初于1758年用法文出版，次年被译成英文，享誉欧美，“尤其在十九世纪上半个世纪，它成了外交官特别是领事官必读的经典。”(7)根据文献记载，1839年7月林则徐来到美国传教士兼眼医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的诊所，请其翻译该书。伯驾在1839年的《眼科医院记录第十册》中对林则徐的拜访记述如下：“病例第6565号，疝气。 林则徐，钦差大臣……他最初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治病，而是要求翻译万忒尔《万民法》中的几段文字，这本书是商会会长
林则徐并将万忒尔的《国际法》的相关条款应用到处理涉外关系事务中去，其典型案例是“林维喜案”和禁销鸦片上。在林则徐案中，林则徐引用《各国律例》第249条第4款“守法”中有关“往别国，遵该国禁例，不可违犯，必罚以该国例也。”的属地管辖原则，要求英方交出嫌疑人。同样，林则徐以“各国有禁止外国货物，不准进口的道理。贸易之人，有违禁货物，格于例禁，不能进口，心怀怨恨，何异人类背却本分”，(9)认为主权国家的中国有权禁止鸦片进口，它在致英国女王的信中责问道“弼教明刑，古今通义，譬如别国人到英国贸易，尚需遵英国法度，况天朝乎！”(10)因此，“国际公法之输入中国，即应用于对外交涉……，以林则徐为嚆矢”。(11)
林则徐将国际法作为处理涉外案件的依据，从中国法制史研究的角度而言，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它表明，数千年来主要用于维护纲常伦理秩序、以对内功能为主的中国法律，至此时已经开始松动。朝贡机制下的法律体系，随着中华法系世界意识自觉不自觉的融入，不得不“降格”为西方列强条约体系中的一员。此后，国际法在清朝法制中的地位日臻提高，越来越多的国际法著作被介绍进中国。
在国际法的输入史中，丁韪良翻译的亨利·惠顿（Henry Wheaton）所著《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特别值得关注，尤其是该书对东北亚的韩国、日本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丁韪良（Martin，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1824－1916），美国印地安纳州的长老会传教士，由全美长老会对外传教委员会（Foreign Mission Board）派往中国。1850年4月10日抵达香港，此后于广州、宁波等地传教。1858年《天津条约》谈判期间被美国公使列卫廉（William B. Reed）聘为翻译官，并在“增开口岸”、“改定关税”等条款上出谋甚多。华若翰（John E. Wade）接任美国公使后，丁韪良再次受聘并在英法联军与满清政府就大沽口军事冲突的外交谈判中担任翻译。1862年开始翻译惠顿所著《万国公法》，后来它在叙述之所以选择惠顿国际法著作时说：“最初，我倾向于翻译万忒尔；但是经过反复思考，我觉得那本书有点过时了，把它介绍给中国人，有点象是教他们托勒密天动说体系一样。惠顿的著作不仅吸收了最新的科学成果，而且被公认为一部全面公正的著作，因此风行于整个欧洲。尤其是在英国，它是外交官考试的教科书。”(12)1863年任同文馆英文教习。1863年9月，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将此书部分章节推荐给总理衙门，“旋于上年九月间，带同来见，呈出《万国律例》四本。”(13)获得当时急于了解各国法律的恭亲王赏识，并任命四人协助丁韪良完成翻译。
1864年书成不久，普鲁士与丹麦发生战争，时普鲁士新任驻华公使李福斯（von Rehfues）在大沽口外扣留三艘丹麦商船，总理衙门即援引《万国公法》中的领海概念和中普条约的有关条款与普鲁士交涉，反对将中国卷入普丹争端，恭亲王以拒绝接见普鲁士新任使节，成功迫使李福斯释放扣留的丹麦船只，并使其赔款1500英镑。这一外交的成功证明“该《外国律例》一书，衡以中国制度，原不尽合，但其中亦间有可采之处。”(14)故恭亲王拨银500两予以
送给他的；内容涉及战争及其敌对措施，如封锁、禁运，等等；它们是用中国毛笔写的。”直到9月，伯驾在一封信中还写道“应他的要求，我又将国际法的一篇长文译成中文，它特别有关国家战争和国际交往。”(8) 伯驾的翻译是对万忒尔清晰明确的原文的牵强附会，他只是略述大意，再随意加上自己的评论。这些译文经袁德辉再校后收入魏源《海国图志》第83卷（作者的名字音译为滑达尔）和《各国律例》的书里。
林则徐并将万忒尔的《国际法》的相关条款应用到处理涉外关系事务中去，其典型案例是“林维喜案”和禁销鸦片上。在林则徐案中，林则徐引用《各国律例》第249条第4款“守法”中有关“往别国，遵该国禁例，不可违犯，必罚以该国例也。”的属地管辖原则，要求英方交出嫌疑人。同样，林则徐以“各国有禁止外国货物，不准进口的道理。贸易之人，有违禁货物，格于例禁，不能进口，心怀怨恨，何异人类背却本分”，(9)认为主权国家的中国有权禁止鸦片进口，它在致英国女王的信中责问道“弼教明刑，古今通义，譬如别国人到英国贸易，尚需遵英国法度，况天朝乎！”(10)因此，“国际公法之输入中国，即应用于对外交涉……，以林则徐为嚆矢”。(11)
林则徐将国际法作为处理涉外案件的依据，从中国法制史研究的角度而言，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它表明，数千年来主要用于维护纲常伦理秩序、以对内功能为主的中国法律，至此时已经开始松动。朝贡机制下的法律体系，随着中华法系世界意识自觉不自觉的融入，不得不“降格”为西方列强条约体系中的一员。此后，国际法在清朝法制中的地位日臻提高，越来越多的国际法著作被介绍进中国。
在国际法的输入史中，丁韪良翻译的亨利·惠顿（Henry Wheaton）所著《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特别值得关注，尤其是该书对东北亚的韩国、日本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丁韪良（Martin，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1824－1916），美国印地安纳州的长老会传教士，由全美长老会对外传教委员会（Foreign Mission Board）派往中国。1850年4月10日抵达香港，此后于广州、宁波等地传教。1858年《天津条约》谈判期间被美国公使列卫廉（William B. Reed）聘为翻译官，并在“增开口岸”、“改定关税”等条款上出谋甚多。华若翰（John E. Wade）接任美国公使后，丁韪良再次受聘并在英法联军与满清政府就大沽口军事冲突的外交谈判中担任翻译。1862年开始翻译惠顿所著《万国公法》，后来它在叙述之所以选择惠顿国际法著作时说：“最初，我倾向于翻译万忒尔；但是经过反复思考，我觉得那本书有点过时了，把它介绍给中国人，有点象是教他们托勒密天动说体系一样。惠顿的著作不仅吸收了最新的科学成果，而且被公认为一部全面公正的著作，因此风行于整个欧洲。尤其是在英国，它是外交官考试的教科书。”(12)1863年任同文馆英文教习。1863年9月，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将此书部分章节推荐给总理衙门，“旋于上年九月间，带同来见，呈出《万国律例》四本。”(13)获得当时急于了解各国法律的恭亲王赏识，并任命四人协助丁韪良完成翻译。
1864年书成不久，普鲁士与丹麦发生战争，时普鲁士新任驻华公使李福斯（von Rehfues）在大沽口外扣留三艘丹麦商船，总理衙门即援引《万国公法》中的领海概念和中普条约的有关条款与普鲁士交涉，反对将中国卷入普丹争端，恭亲王以拒绝接见普鲁士新任使节，成功迫使李福斯释放扣留的丹麦船只，并使其赔款1500英镑。这一外交的成功证明“该《外国律例》一书，衡以中国制度，原不尽合，但其中亦间有可采之处。”(14)故恭亲王拨银500两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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