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承前启后的邓小平民主法制建设思想  ○

，学会使用法律武器（包括罚款、重税一类经济武器）同反党反社会主义势力和犯罪分子进行斗争。”⑩ 为此，在1982年底和1983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的罪犯的决定》，在法定量刑幅度内从严从重，在诉讼程序上从快地打击犯罪分子。
邓小平同志指出：“对于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反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据此，1993年党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反腐败斗争的部署，把严厉打击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的斗争摆到突出位置。反腐败要动真格，敢于查处大要案，对于严重的经济刑事犯罪分子要严惩，把判死刑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心太软了、手太软了都不足于威慑犯罪分子。
①、⑤《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第163页。②、③、④《邓小平论民主法制建设》第39页、第9页、第9页。⑥、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第371页。⑦、⑧⑨《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3页、第217页
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稳定，他多次指出：“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绩也会失掉。”① 他总结出：“只要有利于中国稳定的就是好事。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的因素都要排除。”② 邓小平同志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不同的时期，从多种角度对法制建设进行论述，极大地指导和推动了中国的法制建设，为我国实行法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㈢、开放性。邓小平同志是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其民主法制思想也充分体现开放性的一面。随着我国对内不断深化改革，对外不断扩大开放，过去那种计划体制已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形势的发展促使我国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了加快立法步伐，改变以往“

无法可依”的严重状况，邓小平同志认为：立法“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③ 先制定一个草案，再慢慢修改补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立法经验，结合本国国情，做到“洋为中用”。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在历史上落后，就是因为闭关自守。”④ 1989年他又讲：“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⑤ 可见，由于邓小平同志精辟的分析了时代主题，敢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支持中央实施一系列的发展战略，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与国际社会的法制相接轨，参与世界经济大循环等等。近年来，我国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实际上就是对邓小平同志民主法制思想的灵活运用。
㈣、平等性。为了保证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能够到实处，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1980年，他在论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时指出：“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党纪目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能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⑥ 他还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是封建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⑦ 所以要强调平等，反对封建特权思想，“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执法活动不得因人而异。任何团体个人都要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尤其是执政党和领导干部更要带头遵纪守法，不凌驾于法律之外当特殊公民。1986年他又强调：“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⑧ 他看得很清楚，不坚决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违法必究”就无法落实，强调平等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贯彻法律平等的思想，对于在封建残余至深的中国进行法制建设，是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㈤、改革性。这里的改革性是针对旧体制、旧思想而言，邓小平同志既继承了毛泽东法制思想中闪光的东西，又否定了其晚年在民主法制建设方面所犯的错误，并不断加以改革和创新，指出实现由“人治”向“法治”转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邓小平同志在改革一些不合理的旧体制时，还极力主张法的效力高于领导人，推崇法律至上。早在1978年，他就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邓小平同志还反对将国家稳定建立

①、②、④、⑤、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页、第285页、第90页、第78页、第90页；③、⑥、⑦《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页、第322页、第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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