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治道路断想  ○

走上法治道路。在没有人治传统影响的背景下，美国法治道路更具民主性和创新精神。

　 新加坡则是在一个区域狭小、人口不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岛国，为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在较注重领袖人物的个人意志和道德表率作用的基础上，按照本国的“共同价值观”对西方法治加以改造，融进自己的特色而逐步实现的法治。新加坡居民以华人后裔为主，儒家思想影响很大。新加坡法治道路在借鉴了西方法治的同时，亦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精神。

　 其他很多已经实现法治或正在成功推进法治的国家，也无一不十分注重将法治规律与本国国情有机地加以结合，并以此为基础来探索本国的法治道路。

　 当然，在世界各国的法治历程中，也有若干失败的记录。这种失败或是由于违背法治规律而歪曲法治精神，或是由于忽视本国国情而生搬硬套西方法治模式。二十世纪三十代德日两国虽名义上标榜“法治”，但只有法治之名，而无法治之实。法没有权威性，一切听命于希特勒或天皇；法没有民主性，国会立法只是摆设，实际大权独揽于个人；法没有正义性，充满着狭隘的民族主义，代表着垄断资本家和法西斯分子的利益。实行这种“法治”，其结果只能是

灾难性的。二十世纪后半叶，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命运，对西方文明顶礼膜拜，对西方国家法治模式多是不加分析，全盘移植。然而，这种盲目的引进和推行西方法治模式，忽视本国的传统与文化，所移植的法律制度在本国难以生根，加上领导人贪污腐败，权力不受制约，遂导致社会暴乱，政局动荡，经济危机，使得本国人民不得不吞下所谓“法治”的苦果。

　 总之，不论世界各国的法治道路如何千差万别，有两点必定是相同的：第一，它必定是名副其实的法治，而不是人治，更不是专制；第二，它必定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人民，从本国历史、现实和国情出发所作出的选择，而不可能是少数人超越历史、脱离现实、违背国情所作出的选择。

　 三

　 中华法系在战国与秦初时曾有短暂的法家思想兴盛，但随着秦王朝暴政的覆灭，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华法系逐步形成了以人治为特色的传统。长期的人治虽也创造了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封建社会的辉煌，但在西方各国近代开始工业革命以后，封建人治终因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而使中国日渐衰微，并最终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辛亥革命虽废除了封建帝制，但之后又演绎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曹锟搞贿选宪法、溥仪伪满洲国复位等一幕幕丑剧。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我国人治传统源远流长，封建影响根深蒂固。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重新获得独立，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使得共和国第一代领导集体没有选择法治之路。在经历了“文革”的十年浩劫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充分重视法治。小平同志极其深刻地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则进一步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和法治目标，并将其庄严地写入了宪法总纲。这一切表明，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致富强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成为两项既互为基础、又互为内容的统一的奋斗目标。我国的法治建设开始进入历史最好时期。

　 现在面临的最根本和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如何将法治规律与中国国情创造性地结合起来，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法治之路，我国的法治道路既不能搞全盘西化，也不能搞全盘本土化；既不能认为法治立即可以实现，搞“速胜论”，也不能认为法治实现无望，搞“无所作为论”。我们要正确地认识到，我国已经有几十年立法、执法、司法和普法的成果和经验，也已经有十余年的地方、基层依法治理成果和经验。只要我们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认真总结我国法治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积极借鉴其他国家正确的法治理论和实际做法，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就一定能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之路。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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