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学乃伦理之母——布罗斯基演讲稿  ○

般而言的艺术，尤其文学，作为少数人的财产或特权的社
会状态，在我看来是不健康并且危险的。我并非在呼吁以图书馆代替国家，尽管这
种想法不时走访我；不过，我毫无疑问的想法是，如果我们选择领导人，是根据他
们的阅读经历，而非政治计划，地球上的悲哀就会少得多。在我看来，我们命运的
潜在主人应该被问到的问题，首先不是关于他如何设想其外交政策的过程，而是关
于他对司汤达、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态度。如果只因文学的缺欠确实使人异
样反常，那么文学就变成一种可靠的解毒剂，以对付无论是熟悉的还是有待发明的
任何企图——一揽子解决人的生存问题。至少作为一种道德保险形式，文学比信仰
体系或哲学教义要可靠得多。

　　既然没有法律能够保护我们不受自己的伤害，因此也没有刑法能防止对文学的
真正犯罪；尽管我们能谴责对文学的物质压迫——迫害作家、审查行动、焚书，但
是当它达到最糟的破坏——不读书时，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对于这个罪过，一个人
得付出一生的代价，一个民族得付出其历史的代价。在我生活的国度里，我本来最
愿意相信，在一个人的物质优越及其文学无知之间，存在一系列依赖关系。但是，
我出生和成长的国家的历史，使我没有这么轻信。这是因为，根据一个最小的因果
关系或粗糙的公式，俄罗斯的悲剧恰恰是社会悲剧，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文学变成
了少数人的特权，即著名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特权。

　　我不希望详谈这个话题，我不希望使今天晚上那么暗淡，去回想千百万人的生
命被其他数百万人毁灭。二十世纪前半叶在俄国所发生的一切，在引进自动武器之
前，是在一种政治学说胜利的名义下，实现那个学说需要人牺牲的事实，早已证明
了它的不正常。我只是要说，不是从经验上，只是从理论上说，一个读过许多狄更
斯作品的人，以某种理念的名义枪毙他的同类，比起没有读过狄更斯的人，问题要

大得多。

　　我正在谈的是关于阅读狄更斯、斯特恩、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
巴尔扎克、麦尔维尔、普鲁斯特、穆齐尔等，即关于文学，而非文化教育。一个受
过教育的文人，在读了这种那种政治论文或小册子以后，当然有足够的能力去杀害
他的同类，而且会充满坚信的狂喜去做。列宁是文人，斯大林是文人，希特勒也是
文人，至于毛泽东，他甚至还写诗。然而，这些人的共同点在于，他们的打击名单
比书单长。

　　……
（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８日在瑞典文学院的演讲）

　　　　　　　　译后记：极权下逃生的诺奖得主

　　　　　　　　　　　　　　张　裕

　　１９８７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斯基（１９４０——１９９６）是
美籍俄国流亡作家，创作以诗为主，其次是散文、政论、演说，此外还有剧本传世
。他是在俄国（前苏联）出生、主要用俄语写作的最近一位文学奖得主，其得奖所
引起的争议比其四位前辈少得多。

　　法籍中国流亡作家高行健获２０００年诺贝尔文学奖后，人们出于中、俄两国
社会制度相似，倾向于将他与俄国作家相类比。有俄国报纸以“中国的索尔仁尼琴
获奖”为标题，有西方报纸将高喻为“中国的帕斯捷尔纳克”，但也有中国人认为
高不够格与苏俄得主相提并论。

　　据笔者的初步考查，高行健与索、帕等前四位苏俄得主相比，除了个人经历和
创作环境有些“形似”之外，从文学创作倾向到价值观念的确并无多少“神似”，
但他与布罗斯基倒颇有些形神相似之处。

　　在创作倾向上，前四位得主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托尔斯泰，继承了以他为代表
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在价值观念上，他们都是传统的爱国主义者，将俄罗斯
（或前苏联）国家作为至高无上的价值，文学及个人价值相对次要。

　　萧洛霍夫（１９０５——１９８４）作为“爱国者”走得最远，一生都为前苏
联统治当局效劳，担任过全苏作家协会主席和苏共中央委员，是前苏联官方文学的
主要代表人物；其作品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１９６５年又获诺贝尔文学奖，是唯
一能左右逢源的苏俄得主。

　　帕斯捷尔纳克（１８９０——１９６０）则是“第二种忠诚”的典型，一生极
力靠拢前苏联官方文学但始终难入其门；早年写了不少为新生红色政权歌功颂德的
作品，却因作品中常有“不健康”情绪流露，一直摆脱不了受批判的命运；晚年受
托尔斯泰“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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