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德救亡，责任在我主题比赛演讲  ○

听说《大国崛起》系列片曾遭奉旨爱国者质问，为什么中国不在其列？为什么中国人不拍中国的“大国崛起”？估计不是没想过，而是拍不成。难不成真把人家崛起时我们的列祖列宗都在干什么广而告之？二“业”之“伟大”片，其实是一种拍不成“大国崛起”的拍片法儿。体裁都是记录片。A片拍不好的国家，其实别的片也拍不好。中国最好、最卖座的A片是业余选手陈老师拍的，但也是记录片。拍片拍不好的国家，就擅长把大片拍成记录片，把纪录片拍成A片，把A片看作不道德片。就算我们别的什么大国都不是，我们也要是道德大国。
　　二十世纪伊始，我们民族（国家）救亡；二十一世纪伊始，我们道德救亡。鸦片战争以来的列强入侵好像都是偶然的，因为历史教科书没有说，在那之前，中国人是怎样对待外国的和平使者的；从彭宇案到小悦悦事件再到“拒绝冷漠”运动好像也是偶然的，因为中国文化从来不解释，道德的存在需要什么条件。一个道德大国的风范，就是有条件要有道德，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有道德。官方积极发起电视节目道德说教运动，自然也是要说，为了道德，我们要怎么样，而不会说，为了我们，道德要怎么样。
　　我们民族救亡，是因为我们不能容忍无政府主义，是因为我们需要被管，是因为我们天生自己管不好自己的行为；我们道德救亡，是因为我们不能容忍非道德主义，也是因为我们需要被管，是因为我们天生管不好自己的心性。那些最善于不作为的人，似乎就是最能管好自己的行为的人；那些最性无能的人，似乎就是最能管好自己的心性的人。
　　说的是国为人存，做的是人为国亡；说的是德为人存，做的是人为德亡。这就好像，说的是财为人存，做的是人为财亡。鲁迅批判的是“吃人”，希望的是“救救孩子”。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潮流总是民族和国家是目的，道德是目的，唯独人不是目的，而是工具？我们的道德号召牺牲赖宁一个人的生命去拯救森林大火，我们的国家号召牺牲一代人的幸福去造就强权大国。这就是我们的“救亡”运动中的“救”与“亡”。人们似乎已经忘了，救亡是一种取舍，是一种救什么而亡什么的取舍，是为了救什么必须亡什么的取舍。
　　儒家君子总是在这个时候站出来说，德是人之本，人而无德，何以为人？这里的潜台词是，只有儒家的道德是道德。自从儒家抢得了“道德”的冠名权和商标，它就成了道德大国众民的宝马、LV和爱马仕。自从“人没有道德就不是人”以来，事实就如同女人不挎LV包包就没有面子。这里的真理只不过是，人没有道德的面子就不是“人”，而只是“民”。“人”受“尊敬”，“民”受欺压。
　　其实这一切都只需一次历史的解构，几千年后才这样做也不会晚，因为我们从来不需要已经作古的古人走出昏暗的文化洞穴。先秦时代的“礼崩乐坏”是自由意识的历史萌动，是真正的解放运动；而“克己复礼”则是反解放运动，是奴隶害怕失去主人的精神挣扎，却把母亲分娩时的痛苦看作新生儿的原罪。在这个道德主义的民族，谁带头“克己复礼”，谁就是道德的“圣人”、“素王”。看一个民族，与其看他有哪些伟人，不如看这个民族如何看待那些伟人。中国人喜欢说，我们有孔子，而且我们的孔子和南子没有一腿。我们还有很多太监，我们的太监们和南子们都相当没有一腿。
　　今天的道德救亡运动，不过是今天的小孔子们在“礼崩乐坏”面前的又一次“克己复礼”而已。从民族到道德的救亡运动，都是奴隶主带领奴隶们进行的反解放运动。拯救了这种民族，我们就可以继续用暂住证生活在我们的国家里；拯救了这种道德，我们就可以继续抢占道德制高点，继续用道德的洪水淹没任何人。
　　我们需要道德。但我们为什么需要道德？我们需要道德干什么？我们需要道德，从而可以在自己跌倒需要人扶助时不需要言明“是我自己跌倒的”。但这不是全部，我们需要道德，还因为我们可以站在道德高地上向他人机枪扫射，以掩护自己的罪恶；我们需要道德，还因为我们的“国学”传统，即我们的文化再怎么有不如别人的地方，我们也有道德国宝高于异族的一切价值。“吃人”的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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