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钧一“发”——大学生权利论纲演讲范文  ○

场护发运动，随着天国的覆灭而归于惨败。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叶，国父革命成功，才把清政府和辫子，同时连根拔起，扔到博物馆里。（参见：柏杨．《头发的故事》）。然而一些遗老如辜鸿铭等，依然拖着长辫安度晚年。
头发的劫难自十一世纪延续至今已历千年，纤弱的青丝，负载了它本不该承受的负重，到了二十一世纪该当偃旗息鼓悄然退场了吧？可惜辽宁师范大学偏偏要让我们再一次加深对头发的记忆，并接过鲁迅和柏杨两位大师的接力棒继续探讨这个沉重的话题。
我们且看这位杜辅导员的观点：留长发有悖大众习惯，影响本校学生的文明形象。第一，“大众习惯”是不是必须要遵守？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法律和学理上的依据。相反，保障个性和自由才是法律的宗旨。民国年间留着满清时代的辫子也与大众习惯不符吧？可是辜鸿铭老先生依然留着辫子掌北大教席。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宽容是现代文明的一条核心原则。诚如密尔所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待。”但是，“当社会作为集体而凌驾于构成它的各别个人时，它的肆虐手段并不限于通过其政治机构而做出的措施。”“这种社会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因为它虽不常以极端性的刑罚为后盾，却使人们有更少的逃避办法，这是由于它透入生活细节更深得多，由于它奴役到灵魂本身。”（密尔．《论自由》）。杜辅导员祭起“大众习惯”的大旗，正是以“社会的暴政”阉割了个人自由和社会理性的命根。
第二，说“影响本校学生的文明形象”，无疑是把教育塑造成了一种“形象工程”。刻意注重外表，苛求传统规范，其结果是顾此失彼，忽视了对学生内涵和深度的培养与教育。长发、短发只是审美情趣的问题，不能以此作为道德判断的依据。把自己理解的“美”说成是“文明”，是以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与国际社会的霸权主义行径同出一辙。本文作者少习绘画，深感画家与画匠的区别正在个性之张扬。当然个性不一定要刻意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个性是“因”而非“果”。然而是因是果，外人常难判断，当事者本人也未必清楚。对于学校而言，是因是果都应予以尊重而不是扼杀，如果连这点起码的人文关怀都没有，何谈培养跨世纪人才！这样一种扭曲的教育环境，只能培养蠢才和奴才。北京大学容纳了辜鸿铭的发式以“兼容并包”而享誉；辽宁师范大学却是以留长发则停学而扬名。此二种境界高低立判，究竟是学生的长发令学校蒙羞，抑或学校的胸襟狭隘、观念陈腐和独裁专制使其恶名远扬，也是不言自明。
第三，泱泱我中华，悠悠五千载，我们华夏子民一直留长发，短发成为“大众习惯”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当年剪掉辫子，没有恢复束发传统，或与当时的世界潮流接轨。然欧美各国留长发的绅士举袖成云，何况有尊重个性的传统和个人本位的理念，整齐短发之举似不可能习自欧美，倒极有可能从我们的近邻日本处引进。穷兵黩武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以整齐短发追求一统，恰好被我们的独裁者“洋为中用”。于是千人一面的背后，是奴役与服从。日本军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因为八年抗战而惨败，其短发文化却为我发扬光大，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武力进攻不成，就干脆从思想渗透的角度入手，这个日本版的“和平演变”战略，从宣扬大日本帝国的短发文化起步，可谓“随风潜入夜”，高明之极也可怕之极，斯不可不察也。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留什么发式，完全属于私权利的范畴，不是公权力应当介入的问题。关于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争论颇多。本文作者认为两者间主要是一种契约关系，同时高校作为经授权的行政主体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权。（参见：陈朝晖．《论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载《理工高教研究》2004年第3期）。从契约关系的角度出发，学校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学生；从权力——服从关系的角度出发，学校在法有明文授权的前提下才可以行使相应的权力。然而许多大学的现实是，校方一时心血来潮或者大脑发热，一个有关学生切身利益的规定就出笼了，学生只有服从的义务，其权利空间被强行挤占，这样的教育是畸形的，也是对法治的背离。而学生面临校方朝令夕改的突发奇想，就像被太监强奸一样——反抗是痛苦，不反抗还是痛苦。
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逐步实现权利与权力的对等，以权利制约权力。因此，明确学生权利是高校法治建设的中心环节。确认和保障的学生权利的广泛性、真实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学生管理“法治化”的进程。
学生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公民，本身就享有宪法和法律确认的人权。同时，作为一个学生，又享有基于法律特别保障的权利以及基于与校方的民事契约而确立的权利。
《俄罗斯联邦教育法》第五章中，首先规定学生的权利与社会保障。其中学生的权利包括：接受符合国家教育标准的教育；在该标准范围内按个别教学计划进行学习；参加速成班学习；享受补充教育服务；参与教育机构管理；其人格得到尊重；信仰自由和信息自由；自由表达个人观点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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