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的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演讲范文  ○

目的，义务是手段，权利是第一性因素，义务是第二性的因素，权利是国家通过法律予以承认和保护的利益及权利主体根据法律作出选择以实现其利益的一种能动手段，而义务是国家通过法律规定的，权利相对人应当适应权利主体的合法要求而作为或不作为的约束，即主体的权利通常是通过权利相对人履行义务而实现的。该学者又进一步认为，权利包括个体权利、集体权利、社会权利、国家权利等，权利是有界限的。一方面，权利所体现的利益以及为追求这种利益所采取的行为方式或幅度，是被限制在社会普遍利益之中的，是受社会的经济机构和文化发展水平制约的，亦即以统治阶级所代表的社会的承受能力为限的；另一方面，权利是以权利相对人的法定义务范围和实际履行能力为限度的。在以权利作为本位的法的社会里（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法），法律首要强调的是人的自由、平等、民主和文明，尽管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自由、平等、民主和文明所享有的主体不完全相同，但是，都是以这些价值作为导向。⑦因此，我们认为，“权利本位说”强调了两个互相联系的问题：根据现代的价值准则，在权利和义务关系中，合乎理解的法律应当以权利而不是以义务作为其本位；其二，现代法制应当以对权利的确认和保护为宗旨去设定和分配义务。或者可以说，“权利本位说”讨论的范围在于立法导向，立足于价值分析，所强调的是“法应当怎样”、所回答的是“应当是什么”，而不是或主要不是回答“是什么”的问题。比如，在关于“不得杀人”（或禁止杀人）的法律规定中，“不得杀人”这一义务，是渊源于人们有生存的权利，即“生存权利”，而不是因为有“不得杀人”的义务，我们才有理由活下去。拘句话说，只是因为我们有“生存权利”这一权利。所以，就要禁止杀人，而不得随意剥夺人的生命权利；而不是相反的表述，即首先有法律的“禁止杀人”的义务规范，才使人的“生存权利”不受侵犯。
然而，正如“义务本位”法一样，“权利本位”法也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和政治基础。而在当今的世界中，“权利本位”法有资本主义的法和社会主义的法，两者都是以权利为本位的，但是两者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资本主义法是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为其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的。在此，尽管其形式上是平等、自由、民主、文明的，但实质上是不自由、不平等、不文明、不民主的，有着极大的虚伪性。而社会主义法是一种人类最新类型的法，它把权利本位与社会主义原则相结合，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这种法就充分体现了公民的平等、自由、民主和文明。⑧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权利本位法所考察的基点是与义务本位法所不同的，是站在“应然”的角度去理解法律，是一种价值分析，它提出的一些问题诸如“法应当怎样”、“法的价值标准是什么”等是法学理论不能回避的。对这些问题的深究表现了法学以及法学家对立法的价值取向以及整个人类命运的关切。这种理论主张，权利应当成为法的价值取向，立法者应从权利的角度出发来进行义务的设定与分配，义务是实现权利的必要手段而不是目的。所以，以此为基础和取向，强调公民的平等、自由、民主、文明便是这种权利本位法所追求的目标，尽管这些平等、自由、民主等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含义（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形式性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实质性的），但我们不能否认都是以这些价值作为取向。从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关系上看，这种权利本位法首先以权利作为第一性的，国家权力是其次的。或者说这种权利本位法首先强调的是国家权力要受到法律的制约，国家权力不能轻易地去侵犯和干涉公民的权利，相反应当有力地保障公民的权利的充分实现。这就较好地解决了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构成问题。
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法是以权利为本位的法。这是一种人类最新类型的法，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基础和民主政治基础之上的法。这种法从本质上应该说反映了公民的平等、自由和民主。这种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的一般发展规律，即取代了资本主义的权利本位法而建立了一种新类型的社会主义权利本位法。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社会主义从确立法的权利本位原则到完善权利本位立法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国家从建国之初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尽管确立了法的权利本位原则，但是由于生产力不发展，封建专制思想严重存在等原因，这种权利本位原则受到了严重冲击乃至取消，国家权力过于膨胀，官僚主义泛滥，个人迷信严重，法律变成了虚无主义，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约束起不到丝毫的作用。只是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现象才有了根本的改变，社会主义权利本位原则法重新确立，并积极地加以贯彻，人民当家作主的意识不断强化，社会主义民主不断深入人心，广大人民群众的自主性、自由权利和尊严不断得到充分反映和实现。当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就要求我们应当考察法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的规律，探索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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