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世纪商法的形成及背景分析演讲范文  ○

分析的基础上，推出因贸易活动的操作、管理、归置等技术的诉求势必使得商法不仅形成而且多向性延伸。不仅严格意义上的销售活动归商法调控，而且商业交易的其他方面，包括运输、保险和资金筹措等也归其调控。同时由于调控的需要和商业实践的变化，使得商法的法律技术设计不断创新，如流通汇票应用和有限责任合伙的产生等等。为了与一般的观点区别，分析资本主义在中世纪的兴起，从政治因素方面提出，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本质上是相容的，而且是完全相互依赖的。认为封建-农业价值同资本主义-商业价值根本上是一致的，并且能够达到合法的妥协。即商法能够也必然在封建主义的条件下产生和形成，而不是反之。分析了教会改革的诸多方面后，针对通行的观点：把教会认为是中世纪倒退势力的源泉，表述出自己的看法：教会不仅相信使商业活动与一种基督徒的生活相一致的可能性，还认为商人的经济活动也能成为通往拯救的一条途径；教会也认为商法应该反映教会法并不与教会法矛盾，尽管商人们并不总是同意这种观点；但商人仍然将其行为置于一种以上帝的意志为基础的规范之下。“一种声称要把商人的灵魂引向拯救的社会经济道德得以产生。这种道德体现在法律之中。法律是商业活动和灵魂拯救之间的一座桥梁。”即教会是商法形成的促进因素之一，而不是简单的将其划入阻挡历史前进车轮的障碍。而兼具政治因素和宗教因素的十字军东征和殖民运动促进了远距离的海上贸易和陆上贸易，扩展了商法的范围。[2]（P.406-413）伯尔曼的精析把商法的形成诸因以一种立体的架构展现出来，使得各因素成为商法形成的共因，而不是重此轻彼，可谓是一忠于历史，深析历史的经典表述。

二

如果没有精深的历史学和法学功底而试图作相同的分析，势必构成东施效颦。但又有古语：后生无畏，或者说年轻无畏，无知无畏。现欲班门弄斧，试图以一个初学者的视角和东方人的思维来对中世纪商法形成的因素作些浅析。同时为有别于伯尔曼所分析的结果，当然并不是对其分析结果的不认同，而是在承认其所述的基础上从另外的方面来做浅析。
从罗马帝国在西欧轰然坍塌开始，战争就如连绵之秋雨在那片土地上持续发生。在帝国权力消亡的真空时代，各种力量在西欧开始了角力。蛮族世界的大举入侵，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不同的日耳曼王国。教会的勃然兴起也使得教廷的力量渐次加强，终形成教廷的罗马。东罗马帝国的继承者构建了拜占庭帝国。甚至伊斯兰教也在边缘地带形成权力力量。在各种政权的角力中，出现中世纪特有的状态：政治统治的不同性且相互共存。当时的意大利就是政治统治的不同和文明与传统的多样性的显著例证。[8](P.1)各种政体的共存为新生阶级建立新的政权提供了社会环境，而当商人与手工业者共同建立起城市政体后，新生法律的形成就成水到渠成之势。
文化是一种文明得以生生不息地延绵的源泉，同时文化也是各种文明对相似外界刺激做出不同回应的背景根因。西方基督文明[9](P.399)是中世纪复兴并逐渐形成的，它是以召唤古希腊文化的幽灵为方式，继承罗马文明的遗珍，接受日耳曼文化的因素，应对伊斯兰文明的挑战的综合活动中磨砺而成。其形成的历程和诸因素的比重异同必然使得文化的格局是多种共存且相互影响的。当希腊文明的亡灵在亚平宁半岛上复活时，希腊的民主政治思想在以商人为主的城市社会的复兴就会不待时日。新商人所创之法又随着商人的足迹传播四方，商法在西欧的形成就不以人的主观意念而是应客观实情的实然。希腊社会的利己主义（或者说以个人为核心）与罗马的法律理念的结合，再融合日耳曼的团体本位意识可以说是中世纪商法的内核。再者，西方的分权传统文化也是商法形成的外因之一，试想假如西方已之处在集权的统治之下，谁又可能建立一种与中央权力相左地政权？当然集权与分权的孰优孰劣势不能简单的绝对归置，而应当看到这两种制度形式如果处于中庸的位置（或者说非极端化）都可以有效治理社会，而当任何一种向极端化发展就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世界的历史现实昭示在权力与制度层面上是强者的作用力起主导的，尽管在哲学和思想领域强者并不能完全渗入。中世纪强者的威慑力和标榜力更为明显。这里的强者不仅仅是武力方面，还包括经济实力方面。
意大利在西欧、拜占庭和穆斯林世界之间的中心地位决定了它在十字军时期占着中世纪商业史上的优先和卓越地位。……正是意大利人，首先组织了在河流上用船舶、在阿尔卑斯山路上用大篷车的运输方法。他们是香宾集市上的主要商人集团；他们也首先改进了商业上的重要营业方法，就是使用汇划票的办法。……意大利的商业还是非常繁荣的。[8]（P.1）
不仅自十字军兴而后，意大利之商务已臻发达，且同时地中上之古代万民法，亦复东山再起。所以意大利城市根据此种种基础而建立之法律，自然优于德法二国中所创造之法律多矣；如当时西、法、德各国就意大利商法中适应各国国情者，所编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