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改革开放30年变化  ○

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但高涨的动力，并未使农民跳出“温饱陷阱”，农民普遍面临的是发展能力不足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实现“三增”，即增收、增权、增智。增收，就是千方百计让农民腰包鼓起来，使农民具有发展的启动力；增权，就是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使农民具有发展的推进力；增智，就是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培训，使农民具有发展的持久力。“三增”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增收是前提，增权是保障，增智是基础，三者相辅相成，提高农民的发展能力必须三措并举。现在的问题是，只重增收，不重增权，更轻增智。五亿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只有七年。八、九亿农民教育的缺失将是最大的国家安全问题，这并非危言耸听。农民是中国未来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劳动力资源的主要供给者，农民的整体素质无疑决定着中国未来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总体水平。日本等国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也坚持优先发展教育。
   (2)应改变过去政策设计笼统抽象的现象，使政策具体指向不同的目标人群。“以人为本”的“人”字，我理解有四层含义，一是全体人，二是多需人，三是多代人，四是具体人。过去我们说的“为人民服务”、为“农民”服务，这些对象的概念既抽象又笼统，今天的政策设计必须细化到不同需求的目标人群。如现在的农民群体已大大分化，按农民的话说：“一等人坐轿车（经商办厂），二等人坐火车（外出务工），三等人拉板车（在家种地），四等人在家等车（老弱病残，等急救车或者火化车）。”加上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农民工子女等，仍然用笼统的“农民”概念看待这一群体已经不合时宜。深化农村改革，必须把农民作为一个个具体人，针对不同的目标群体设计政策。比如在农民的职业分化问题上，要运用政策的调控手段引导农民找准自己的职业定位，“让农民不当农民”，“让农民当好农民”，“让农民兼当农民”，区分“劳动力地域流动”与“劳动力职业转移”两个不同的概念，引导目前飘摇于城乡之间的边缘农民尽快离别“亦工亦农”的非稳定就业状态，分别在农民非农化、农民职业化和就地兼业化的道路上找准自己的职业定位。不然，长此以往，误城误乡，误工误农。
   （3)应改变害怕农民合作的惯性思维，大力发育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村问题的解决，只有实现两个合作才有出路，即人的合作和钱的合作（钱的合作就是大力发育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尤其在“家庭竞争时代”已经结束、“组织竞争时代”已经到来的大背景下，没有两个合作，农民就无法应对来自市场的、自然的、政策的、国际的等多重风险。现在议论最多的是土地问题，我觉得土地问题是个伪问题。基本经营制度必须坚持，而目前农村土地流转也没有制度上的障碍。我认为现在在土地问题上有两个层面需要深化改革：一是承包期问题，可以学习越南，将承包期延长到上百年，以稳定人心。二是重建“鱼鳞册”，细化土地的治理办法，为推进流转创造条件。
   要树立科学改革观，寻求方法论的突破，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同时，着力于“找船过河”、“造桥

过河”
   十七大报告中“农村”这个词重复了25遍。农村改革走到今天，基本特征已发生重大变化。一是从宏观层面进入微观层面。第一代改革主要是框架式的，今天的改革主要是结构性的，出台的政策尤其需要具体、细化。二是改革的成本高了。过去的农村改革主要是放开问题，80年代的五个一号文件中，“答应”、“可以”、“也可以”的字样出现了×××次左右。现在无论是财政体制、教育、文化、卫生、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都需要政府拿出真金白银，改革的边际成本递增。三是改革不能即期见效。过去一个政策出来，立竿见影，“大包干”“一包就灵”，今天的改革很多都是长期性、基础性的工作，很难短期见效。同时，各类利益群体胃口高了，要求不断攀升，端起碗吃肉，放下碗不是光骂娘，而且说肉越来越不好吃了。可以说是“实惠越来越多，满足度越来越低”。即使是取消农业税，农民的反应并没有想象中的强烈。在温饱阶段，人们的欲望只有一个吃饱，吃饱之后，人们的欲望变成无数个，幸福感不是越来越高，而是越来越低。四是改革的支持率低了。社会群体不断裂变、分化、组合，不同的群体都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很难再像改革初期那样形成强烈的改革共识。五是改革的复杂程度高了。经济与政治，社会与文化，纵向与横向，过去与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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