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改革开放30年变化  ○

都需要协调对接，关系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六是更依靠政府部门之间的团结协作，而一些政府部门本身就是一个非凡的利益集团，且利益硬化，很难沟通。七是初期的改革是自下而上推动，现在是自上而下推动。
   以上这些变化，都使改革的阻力和难度大大提高。新阶段的农村改革必须积极寻求方法论的突破，实现从体制机制创新向全面制度创新、从政策推进向法律规范、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逐步从原生态的“摸着石头过河”走向理性的“造桥过河”。
   30年农村改革，从操作方法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摸着石头过河”，鼓励探索。二是“找船过河”，在摸索的过程中逐步寻找带有规律性、趋势性的东西。三是“造桥过河”，把已经探索出的规律性的东西固定化、制度化、系统化，更加科学、自觉地改革。这三个阶段互相交叉，没有明显边界。当前，深化农村改革要加强“造桥过河”的力度，许多试验探索应逐步走上制度化、法制化。比如，我们在摸石头时，找到了“一事一议”这条“船”，今天可以扩大船的容量，明确对跨村工程实行“一渠一议”、“一路一议”、“一圩一议”，并答应各地根据实际适当提高筹资上限，同时应以法律的形式固定完善下来，造好“一事一议”这座“桥”；又如建立三农的支持保护政策体系，应逐步刚性化、制度化，今年中心一号文件中的“三个明显高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进一步量化、具体化，增强刚性约束；再如，劳动立法对集体争议事件应增强操作性。现在只有劳动部门的规章，对集体争议事件且只简单地写了一条，不能解决现实中的许多复杂问题，致使“小事拖大、大事拖炸”。近几年劳动集体争议事件暴涨，每年百人以上的事件就达数百起，占各类群体事件的一半左右。因此，只有强化“造桥”力度，才能改变目前改革中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动力机制失范、平衡机制失缺的“两失”问题。另外，在设计制度的“造桥”过程中，应引入经济学上经济人假定的原理，长期以来使用的“好人假定”的设计制度思路应予改变。
   政府应从逐步放活政策向主动提供服务转变
   30年农村改革，先后实施了“五次放活”。第一次是放活土地，推行“大包干”，建立统分结合的家庭承包经营制

；第二次是放活经营，废除统购统销制度，给农民以生产农副产品的自由；第三次是放活领域，准许农民“离土不离乡”，大办乡镇企业；第四次是放活空间，打破城乡户籍藩篱，准许农民“离土又离乡”进城务工经商；第五次是放活组织，给农民以组织权，让农民依法有序自主地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而眼下，政府可以放权的地方越来越少.]
   就总体而言，无论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好，构建和谐社会也好，建设新农村也好，推进**政治建设也好，最终都需要落实到基层政府的服务上来。怎样搞好服务，让农民无障碍享受惠农政策，不再觉得这些政策是奢侈品，这是深化改革面临的崭新课题和严重挑战。
   就农村而言，发展是永恒的主题，服务是最现实的问题；发展是农民的主题，服务是政府的主题。过去的农村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焦点是农民怎么干；现在的农村改革，目标是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全方位提供服务，焦点是政府怎么干。这是贯穿于近几年几个中心一号文件的一条红线。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应把提高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致力于打造服务型政府作为基本目标取向。
   改革30年来，我们已经建立起一个消费型社会。社会成员的消费需求表现为三类产品：物质产品、精神产品、政治产品。目前，物质产品、精神产品的消费都很轻易获取，而政治产品的消费却十分艰难。一项调查表明，当农民不轻易，农民要办的各种审批手续、证照和需要服务的项目加起来高达206项，这些项目都是农民需要消费的政治产品。如何让农民与这206项政治产品实现零距离对接，也就是让农民找政府不犯难，要害就在于政府如何做好服务。
   在这个问题上，安徽省自2006年在全省普遍推行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制。亳州市谯城区则对此作了细化、量化、标准化、规范化的深入探索，成效显著。从2007年初开始，谯城区在全区建立了区、乡、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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