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执政党创新”大幕拉开党建党委 ○
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发现，许多初步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陷入了部族冲突、政变迭起、国家分裂的困境。他认为这些国家缺少了一个有足够权威的强 大的政党。他甚至不无羡意地向这些国家推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
斗转星移，当我们站在新世纪开端回望，“强大的政党”也已面目全非。苏共亡党已经10年，国民党在丢掉了总统之后随之又沦为立法院的少数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71年连续执政之后也黯然下台……
这些活生生的例子，不断地被江泽民总书记提起，以为全党的告诫。在中国共产党又一个新老交替的关键时期到来的时候，可谓语重心长。
此时，人们定然想起了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1992年对全党的郑重嘱托：“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在不久前主持全国组织部长会议、部署“十六大”筹备工作的时候呼吁全党“不断深化对中共执政规律的认识”。
中共“十六大”注定要成为一个历史的拐点，因为“这是中国在新世纪的第一次全代会，对于开创新局面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
突出的就是一个“新”字。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
回想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每一次都是在理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改革浪潮也随之一浪高过一浪。“十二大”，经济建设确定为全党工作的中心；“十三大”，确立100年都不动摇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十四大”，提出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告别计划经济；“十五大”解决了姓公姓私问题。“十六大”呢？
被舆论称作“智囊”撰写的《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列举了2002年中国社会发展的七大趋势，首位就是“中共‘十六大’的召开将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目标将得到确立，执政党的创新将取得新的进展”。最引人注目的是“执政党的创新”。所以也有人据此认为，今年是中国的“政改年”。
创新首先是理论上的。虽然是理论创新，但它不是学术研究。政治家的理论创新从来都是一种高明的政治活动。这从理论创新过程的巧妙布局可窥一二。最初是“四个重新认识”，然后是“三个代表”，最后提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把社会其它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并且明确宣布“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做的贡献”。经过各地轰轰烈烈的学习运动之后，最后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以公报的形式正式确认这个创新的指导地位。
在这个背景下，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社科院院长李铁映直接布置的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也提前问世。报告里最石破天惊的结论是“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来说，现在和将来所需要的，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工农联盟’，而是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合作和‘联盟’”。外界认为，这个报告的出版是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
由此可见，创新的根本一点是不再以阶级或阶层出身人为地将优秀分子排斥在党外。历史也证明，一个政党能够多大程度上吸纳社会新兴势力是其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从理论创新的环环相扣、不可逆转来看，最关键的布局已经“轻舟已过”，其过程之巧妙，令人叹为观止。
加强作风建设
随着“十六大”召开的临近，作风建设问题成了一个频频闪动的字眼。江泽民总书记在一次会议上袒露心迹：“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与腐败现象是格格不入的。那么，为什么在我们党内和社会上还会出现腐败现象呢？而且会那么顽固地存在呢？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盘旋，也一直是我深深思考的问题。”
“顽固”一词可以感觉到这个问题在总书记心中的分量。
从我们党的历史看，作风一词绝非个人道德问题这样简单。一旦上升到全党作风建设这个高度，那可以判断是我们党面临着重大路线或方向问题需要调整纠正。当年延安整风清算的是对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的党内“左”倾组织和思想路线。今天，我们党以中央全会的名义郑重要求全党加强作风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前瞻意味。
江泽民总书记一段透彻的论述回答了这个问题：“由于我们党处在执政地位并长期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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