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制度的运行现状思想宣传  ○

转入其私人腰包。有些村干部甚至从土地受让人那里收取回扣，从而少算土地出让金。除了这种变相出让以外，在靠近城镇的农村还普遍存在村委会直接将土地出让给外来的企业或个人用于开发房地产、修建厂房或个人住宅的现象，由此所得的土地出让金有相当一部分变为村干部的私人财产。[7](p40)村委会将农地变相出让或直接出让给外来企业或个人时，一般都没有经过村民会议同意。这块土地在法律上归村民集体所有，全体村民本来都有权从土地出让中获得一定的利益，然而，在实践中，除了被出让土地的承包人能获得一定补偿外，集体的其他成员通常从中得不到什么利益。可以说，村委会出让集体土地的行为在绝大多数情形中并不符合集体成员(村民)的意志与利益。换言之，在此种场合，并不是集体在行使其所有权，而是村社干部为了其私人利益行使其对于集体土地的权力，这虽然不是行政权力，但也是一种权力——社会学意义上的事实性权力，亦即不问他人的意愿或者通过操纵他人的意愿，将其意志强加给他人的力量[8](p29)。
   
   村办企业的经营同样表现为一个权力过程。20世纪80年代，我国沿海一些地方开始创办乡村企业并取得巨大成功，1992年以后，国家以政策形式号召大办乡村企业，乡村企业由此在广大农村得到推广，许多村庄都以各种形式创办了企业。在法律上，村办企业如果不具备法人资格，其财产所有权就直接归属于村集体；如果具备法人资格，村集体就是以独资股东的身份对企业享有股权，但此种独资股权事实上就相当于所有权。本文在此处不作严格区分，一律将村集体对村办企业享有的权利称为所有权。这种所有权只不过存在于制度文本中而已，在实践中，它已经被村社干部的权力覆盖。经济学界与政治学界的一些调研报告表明，村办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受村社干部的控制。在人事方面，村办企业的厂长、经理等管理层成员一般都是由村委会主任——甚至是由村支书——委派的，有不少村办企业的厂长同时也是村委会或村支部成员，大多数村办企业厂长、副厂长、经理都是村社干部的亲朋好友。人事方面的任免权在乡土生活场域中是一种重要的权力资源，村社干部在任命村办企业管理人员的过程中往往能获得某种形式的经济利益。企业管理人员上任后在很大程度上仍受村社干部的控制，村社干部借此得以介入村办企业的经营过程，支配企业的财产，从中为自己谋取私利。在违背市场逻辑的权力型经营模式下，大多数村办企业最终都处于亏损甚至倒闭状态，即使有盈利上交给村委会，这些利益也很少能到达村民手中。作为集体财产所有权人一分子的村民从村办企业中所获得的利益通常是微乎其微的。象华西村、南街村那样真正靠村办企业致富的村庄在全国如凤毛麟角，况且她们的道路能走多远还很难说。
   
   村民集体虽然在法律文本上是集体财产的所有权人，但其权利却总是被村社干部的权力阻隔从而未能传达至集体财产。从名义上看，村社机构是村民集体的代表机关，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也可以称之为集体的代理人。然而，由于集体只是一个抽象的乃至虚幻的存在，既欠缺稳固、严密的组织形态，也欠缺针对村社机构的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手段，所以村社机构通常并不能真正表达村民集体的意志。美国法学家麦克尼尔在《新社会契约论》这本书中指出，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领域是一个没有委托人的世界：在科层化的经济社会里，科层组织的成员听命于其上司，后者又听命于更高级别的上司，整个科层组织是一个自我维系的系统，名义上的委托人——选民或股东——对于该科层组织并不拥有实际的支配权，委托人已经死亡，科层组织及其成员成为没有委托人的代理人。[9](p72—73)严格说来，我国农村算不上高度科层化的经济社会，充其量只是一个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纳入国家政治建构规划的乡土社会，但笔者以为，麦克尼尔的理论在此仍有适用的余地，将村社机构及其成员(村社干部)称为“没有委托人的代理人”并不为过。
   
   作为“没有委托人的代理人”，村社干部在经营管理集体财产时通常并未面临来自集体成员的外在压力。在乡土生活场域中，村民宁可凭借自己与村社干部的亲缘关系或私人交情从集体财产中获取利益，也不愿通过权利诉求来实现本来应该属于他们的利益——这种生活技艺对他们而言是陌生的，尚未被他们的生活经验证明是有效的。在乡村经济舞台中，我们看到的基本上都是村社干部的身影，制度文本上的集体财产所有权已经异化为村社干部的权力。这种事实性权力与行政机关对农村集体财产的直接、正式的控制权(规范性权力)及间接、非正式的控制权(也是一种事实性权力)交织成一张权力网络，当前我国农村集体财产就处于这张权力网络之中。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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