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感性选择思想宣传  ○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不断深入，理性选择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的一个热门话题。面对纷纷扬扬的关于理性选择的议论，笔者却感到一种与理性选择不同的选择——感性选择，很值得当代中国社会学的深入思考。因为，感性选择是在中国社会具有深厚传统根基而且至今仍然发生着基础作用的选择，中国社会转型一定要经过感性选择这一环节才能实现。不了解中国人的感性选择，就无法理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深刻底蕴和民族特色。

　　一、感性选择概念的缘起

　　感性选择是个很少有人谈及的概念。一般说来，人们在传统认识论的视野里谈论感性概念，用来指谓简单的、尚未进入逻辑思维层面的、被动的意识活动，因此，以之为根据的感性行为，也就自然谈不到是主动的选择，感性选择概念也就很少有人提及了。即便有人很随意地偶尔提到感性选择，也往往把它作为一个贬义词，在歌颂理性选择的语境中指责那些被看作浅薄、低层、无效的行为。

　　事实上，感性选择是现实生活中广泛发生的社会行为，它作为广大基层社会成员展开社会活动的基本形式，具有比理性选择更基础的地位和意义。对于中国社会转型来说，感性选择的地位和意义就更加重要。因为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感性选择不仅是现实的社会选择形式之一，而且它还同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密切相联，具有比在西方深厚得多的社会根基。

　　康有为、梁漱溟和费孝通等人在论述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方式时，已经丰富地论述了中国人社会选择方式的感性特征，如亲情性、家族性、血缘性、圈子性和熟悉性等等。虽然他们直接论述的是中国人传统的社会行为方式，其实也是在论述中国人的社会选择方式，因为所有的社会行为都是选择行为，所以论述社会行为方式也就是论述社会选择方式。今天的中国同19世纪末期、20世纪前期康有为等人面对的中国相比，中国人和中国社会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2千多年形成的传统并未断裂，传统规定着的选择方式也未完全改变，特别是选择方式的感性化特征依然存在。

　　康有为等人虽然论述了中国人行为方式的感性特征，但是他们并没有明确提出感性选择概念。因此，我们要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讨论中国人的感性选择问题，还必须对感性选择这个概念作一番界定。感性选择概念是在同理性选择相区别的含义上提出的，所以，要想说清楚感性选择，又应当首先明确一下理性选择概念。

　　理性选择是从西方经济学和西方社会学中泊来的概念，一般指合逻辑、合规律、有科学根据、经过思考的选择行为。在相对规范的讨论中，理性选择还要同利益追求最大化、利益偏好、计算和预测行为的结果、合理处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等方面联系起来。在西方学术中，那些与理性选择不同的选择行为一般被称为非理性型选择。非理性选择指谓那些没有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目标、操作手段和操作过程不合逻辑、不合规则的行为方式或行为过程，其突出特征是违背科学原则、不符合客观规律、由本能冲动等非理智因素支配行为。

　　无论理性选择还是非理性选择，这两个概念都不能恰当地指代中国人的选择行为。就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论述的中国人的选择方式而言，以土为本的中国人在开展社会活动时，虽然不像亚当·斯密所论经济人那样合规律地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也不像西蒙和科尔曼等人所论社会人那样能科学地处理信息、合理地调整个人同组织的关系、有效地预测行为的影响与结果，但是，中国人也不是反原则、反规律、仅靠本能冲动开展社会行为的。中国人靠的是亲情关系、熟悉联系，并且尤为重要的是：中国人行事是有规则的，只不过中国人行事的规则不是普遍化、概念化的原则，而是作为传统和经验而发生作用的“礼”。(费孝通，1947)

　　费孝通关于中国人“礼治秩序”的论述，透辟地揭示了中国人行为方式或选择方式的本质特点：感性化！费孝通指出：“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可是不同的并不是说乡土社会是‘无法无天''的，或者说‘无需规律''”，(费孝通，1947)“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礼是社会公认的规范，……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如果我们对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不加推究，只按照规定的方法去做，而且对于规定的方法带有不这样做就会有不幸的信念时，这套行为也就成了我们普通所谓‘仪式''了。礼是按照仪式做的意思。”(费孝通，1947)

　　费孝通关于礼治秩序的论述，实际上也是关于中国人选择方式的论述。在费孝通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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