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历史视角与社会学想象力思想宣传  ○

都无一不致力于从人类历史中找出一种“超越历史”的时间模式，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所做的工作又具有一种摆脱历史学、与历史学划清疆界的内在倾向。这种对历史学的贬低态度，连同他们对客观化及规律的追求，产生了一种更加类似“后设史学”(metahistory)或者“历史哲学”的东西。p>

　　社会学与历史学的真正分裂是在20世纪20年代，主要是马林诺斯基功能论的影响：对习惯和制度的解释，由过去的根据社会演化和社会扩散，一变而为根据其社会功能所取代。这种非历史的倾向，在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它试图找出一个社会体系中的基本结构，就像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找出所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基本参数一样。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就是米尔斯和伯格写作的年代，结构功能主义如日中天，当时的主流社会学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致力于以因果率或自然规律来描述和解释世界，强调结构在形塑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历史取向和历史敏感性在主流社会学中逐渐沦丧，出现了所谓的“没有时间”和“没有地点”的社会学研究(charlestilly的批评)。

　　当时，美国在各个方面的发展似乎都让人们接受历史已经“终结”这个论断：政治知识分子宣布“意识形态的终结”并且欢庆一个以技术手段为政治中心的全新历史时代；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关心前所未有的“富足”和“共识”的议题；结构功能理论和多元政治理论结合起来，将历史看做一个有效率的、追求均衡的和具有自身政治目的的过程；发展理论(尤其是现代化理论)和趋同理论提出了以当代美国为模块的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些观点和看法创造了反历史的效果：如果现在是作为一个既有效率、又具有自身目的的历史过程的结果而出现的，如果多元主义理论推崇的利益群体政治代表了一个“成熟”的政治社会，如果世界上的其它国家正在现代化成一个美国的翻版；那么，过去(历史)和现在还有什么关系呢？尽管标榜价值中立，标榜客观性，主流社会学实际上正沦为现实的卫道士。

　　“过去”何以能走到“现在”？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米尔斯对“反历史”的“宏观理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呼吁“每一门社会科学——或者更恰当地说，每一门经过慎重考虑的社会研究――都需要一个历史的观念领域和充分地利用历史资料”。

　　丧失历史视角导致社会学想象力的沦丧，已如上述；那么，恢复历史视角又如何可能正面提升社会学想象力呢？对于社会学而言，采纳历史视角并不是如传统兰克史学一样仅仅是弄清楚过去“究竟是什么”，而是要回答“过去何以能走到现在”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毫无疑问，连接“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是只此一次发生的过程、事件和各种历史现象。但是，是哪些因素造成了这“只此一次的历史”？当社会学家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厌其烦地去揭示这“只此一次的历史”的各种限制条件的时侯，他们实际上从理论上恢复了在历史过程的各个时点上存在过，但却最终丧失了的各种可能性。由此，他们将行动者和历史再一次带回到人们的视野中，并揭示出人类行动的潜在选择，而那将种种历史可能性排挤出局的现实，其合理性则不可避免地面临质疑。在坚持历史视角的社会学家那里，通向现实的那一条线索(譬如工业化、科层化等历史过程)虽然真实而清晰，但是未必比其他线索(或者隐而不显，或者断断续续)更加优越：现实虽然不是历史过程随意造就的产物，但现实也不决定地非得是现在这个样子。

　　先让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一种“现实”。今天，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人民都生活在城市中，有一份与自己一日三餐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作，将一天的时间分为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将工作场所与其他场所截然分开，空间的移动靠的是非人力的交通工具，住在可以远离节令和四季循环的房子里……总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大多数事情，在性质上都具有极强的功效。这一切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每个人朝夕面对的生活处境，人们习以为常，并且沿着这一方向(功效性增强)继续向前推进。与这一模式相异的状态，譬如偏远的农村，则被人们视做前现代时期的残余物，迟早要归于文明的大潮中。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当然知道过去不是这种样子，但当他们毫无戒心地接受现实的时候，他们实际上虚置了过去，因而也不可能(或者是不愿意)真正了解过去。勒费弗尔(h.lefebvre)指出，对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来说，“诸如手势、文字、器物、容具、衣着等等”都承载著“风格”的印记，文学、艺术、客体乃至一切存在都充溢著“生活诗意”(poetryoflife)。生活在“功效性”时代的人也许会指责这是对过去时代的浪漫化描述，但是，其他很多材料均表明，过去时代的人对“诗意化生活”的接受，如同现时代人们对“(以功效性为目标的)公式形态生活”的接受一样，是一种习以为常的方式，并不像现时代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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