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比较中谈村民自治乡镇街道  ○

公更要理论。总之，村民要根据总支出来决定各户所支付的费用。所以有学者说，在江户的村子里，已经有了现代“预算”概念的雏形。
   　　笔者多年研究明清的中国和江户的日本，感慨最多的就是两者基层行政的不同。两个社会最根本的区别，从史料上就能看出来。明清的史料，你去第一历史档案馆一看就知道，简直是汗牛充栋，丰富得让你觉得无从下手。但是，这些都是中央官僚机器生产的文件。到基层社会看看，最多是几本县志，再有少数的乡镇志，大家抄来抄去，对当地的记载浮光掠影。村子里几乎没有历史纪录。哪怕江南这么富的地方，你还是拿不到一点村子里的文献。
   　　再看江户的日本，人家没有留下第一历史档案馆那样丰富的中央政府文献。但是，村文书却非常丰富。而且这些文书，不是文人们抄来抄去的二手、三手纪录，而是真正的行政文献。
   　　这样的对比，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文献是制度生产出来的。只有当制度复杂到一定程度时，才会有文件。传统农业社会生产的剩余价值甚少，用于支持制度建设的资源有限。明清的中国，这些仅有的资源都被调动起来，建立了一个复杂的中央政府。但到了地方，特别是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几乎没有制度结构可言，村子里的行政不是没有就是过于原始，没有作文字纪录的必要。江户的日本，中央政府简单得多。但村内的行政却非常复杂、成熟，非要有大量的行政文件才玩得转。人家的资源，大量集中在地方社会。
   　　也正是如此，日本的地方社会组织良好，当面临西方的挑战时，能够有效率地调动社会资源，迅速崛起为一世界强国。要知道，日本到了1920年代，传统农业还是其主要的经济部门。那时日本已经击败了中国和俄国，对美国也形成了巨大威胁。走到这步，主要竟靠的是传统的农业资源。这不能不归结于其江户时代奠定的基层行政效率。中国的中央政府叠床架屋，地方社会全无组织，危机一来，没有基本的行政效率，根本不知道怎么调动社会资源。洋务运动迅速失败，孙中山感慨中国是“一盘散沙”，有其历史根源。
   　　如今农业税免除了。但“三农”问题真正的解决之道，是给农民充分的自治，让他们来决定自己的家乡该不该修路、该不该办学，自己来筹划经费。对此，地方政府不仅要依法行政，而且其本身的规模要大幅度削减，让农村的自治体逐渐代替政府的有关职能。只有农民的基层自治体健全了，中国农村的问题才可能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只有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才可能有一个强大的国家。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