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昌平《取消农业税将引发一系列深刻变革 》乡镇街道  ○

物资越来越多的下乡，农民从公社得到的分配越来越少，吃饱饭越来越困难了。公社体制维持到70年代后期，既不能满足国家利益，又不能满足集体和农民的利益，国家、集体和农民都在困境中突围，这就决定了公社体制必然灭亡的命运。
   　　小岗村农民的家庭承包经营--分田单干冲破公社体制的牢笼，家庭有了活力，农村劳动力的生产积极性得以释放，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大幅提高。由于家庭经营制度的制度收益在"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后，还有"更多自己的"，所以，微观的家庭经营制度冲破貌似强大的公社制度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像黎明前的太阳，腾空而出。不仅如此，随着"留够集体的、剩下自己的"的不断积累，大队和家庭有了发展的本钱，在当时的短缺经济的环境条件下，社队（乡镇）企业和家庭非农经济--民本经济也获得了飞速发展。
   　　随着民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壮大，民间和地方政府也有了经济力量，越来越不满意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的速度和力度，财政"递增包干、分灶吃饭"的制度随之产生了--家庭承包发展为"政府承包"了。这种财政包干制度在一定的时期确实调动了地方政府和村集体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地方的基础设施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在于"官本位"的"收刮"体制没有任何的改变，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虽然"承包"了，但不是对等的法律主体之间的"承包"。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级政府得到的经济发展的好处越来越多，下级政府得到的经济发展的好处越来越少；上级政府为了控制下级政府，延伸到乡村社会的权力（发帽子）越来越多，下级政府权利越来越少而"开票子"越来越多；上级政府甩给下级政府事权和达标升级工作越来越多，下级政府背在身上的包袱和套在脖子上的绳索越来越多。村一级是"收刮"体制的末端，因此，捆得最死，受害也最深重。
   　　从家庭承包到"政府承包"，25年过去了。放眼25年，我们惊奇地发现，乡村社会的问题和人民公社时期的问题有惊人的相似性--乡政府中央不满意，村委会不满意、农民不满意；现在的财政递增包干体制，乡政府没有积极性、村委会没有积极性、老百姓没有积极性；现在的农村税费政策，地方政府捆死了没有活力，村集体捆死了没有活力，农民也面临"十几顶大盖帽管一个破草帽"的遭遇。
   　　所不同的是，现在的农民比公社时期的农民有了流动就业和在土地以外发展的自由，农村经济制度和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民本经济已经成为乡村社会经济主体的现实无法逆转了。我们惊讶地发现，在"放活农民、放活组织、放活基层政府"的农村改革中，我们用了25年，竟然还没有走完"放活农民"这一步啊！
   　　25年后的今天，当一种声音--"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终于成为共识的时候，当"取消农民负担"、"农不养政"成为现实的时候，我们终于欣喜地看到民间组织每年将获得数百亿的资源，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即将从"官本位"的"收刮"体制中解放出来，久违的、一个充满活力的乡村社会即将来临了。
   　　25年前的"放活农民"引发了民本经济大发展，促进中国经济制度发生了深刻变革。我们有理由相信，25年后的"放活基层组织"也必然会引发乡村社会的新一轮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将促进乡村社会的治理制度和组织结构发生深刻的变革。我们必须果断地
   　　抓住历史性的机遇，推进乡村社会朝着"民本位"的正确方向前进，以促进中国政治制度发生深刻的变化。
       五、党在农村社会的领导必将与时俱进
   　　过去，党的支部的领导权威，主要通过是乡政府强化实现的，乡政府强化党支部领导地位主要是受自身利益驱使--摄取村级资源。在很大的程度上，党支部代表了乡政府的利益，村委会代表的是农民的利益，这就是普遍存在的村"两委矛盾"的原因所在。由于政府掌控乡村社会的所有公共资源（国家机器、税费等），代表上级利益的党支部在农村的地位相对村委会要高出许多。随着农业税的取消，乡镇财政接在村集体经济体上的脐带扯断了，乡镇政府通过党支部控制村委会以获取资源的习惯做法没有了合法性和利益驱动。村委会作为合法的村民自治组织将依法掌控乡村社会的公共经济资源，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地位面临从未有过的新问题。
   　　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方式必须要与时俱进。
   　　未来乡村社会要朝"民本位"方向发展，那么，党的基层组织和党直接领导下的群团组织（妇联、共青团等）必须加强自身的民间性，回到民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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