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亚愚：“三农”问题——反思中的管见乡镇街道  ○

可观的贫困人口，其相对数常常比城市贫困人口要多一倍；而号称今日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却至今都未解决好其长期存在和十分棘手的“三农”难题。
       举出上述情况，并不是想使国人“宽心”，更不是要掩饰当前中国所面临的“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与紧迫性，而只是想说明，“三农”问题在中国将长期存在，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哪怕我们在若干年内化解了当前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甚至超越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使中国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情况也会如此。因此，对“三农”问题的研究与应对，绝不能幻想通过全国政要和民众在一定时期内上下一致轰轰烈烈的努力，便可彻底完成其历史任务，而应树立长期艰苦作战的思想，既随时准备扎实、努力去研究和解决已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又随时准备扎实、努力去探讨和解决尚未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
       如果我们对当前中国所面临的“三农”问题作一些历史回顾，便可以发现，它们中有些问题（如农民的贫困或农业生产的困境），在改革开放前比现在还严重，甚至严重得多，但当时却未被国人所正视，而现在这些问题已较过去缓解了，甚或大大地缓解了，人们却大喊大叫了起来。这是为什么？
       原因是“三农”问题，像其他许多社会问题一样，在人们未警觉它们之前，是作为一种普通的社会现象存在和呈现于人们的眼前的。这类现象，要在人们的观念里转化为“社会问题”，除了其性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日益暴露出来并被许多人所意识外，还要取决于许多其他的社会条件。而要使这类现象被人们视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并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反应，除了这类现象对社会影响的严重性和广泛性外，往往还要取决于它们与其相关现象的相互映照而在人们观念中形成的强烈反差。反差愈大，反应也愈强。
       拿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农民的贫困问题来说。在人民公社时期，大陆中国农民几乎毫无例外地处于长期、普遍的贫困之中。如直到1978年，大陆数亿中国农民所拥有的自有财产，包括住房在内，总数还不足800亿元，每个农户平均不足50xxxx。①
       但是，由于这种贫困是在“集体经济”的社会条件下存在和发生的，“集体经济”的某些社会功能对它有缓解作用与掩饰作用，它也就难于被局外人清楚地意识出来。至于处身于其中的广大农民（公社社员），则因为“身在庐山中”，已经对贫困视而不见，或者说已经习以为常。不仅如此，在当时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不断在农村开展的政治运动的左右下，尤其是在这些运动中所贯彻执
   行的“依靠贫下中农”的“阶级路线”的左右下，当时中国大陆广大的农民中甚至被培植产生了这样的观念：贫穷不仅不是什么问题，而且是一种“光荣”，即所谓的“穷光荣”。既然如此，中国大陆农民当时普遍存在的贫困，也就不可能作为一种社会问题被揭示了出来，更不可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当时中国大陆的整个社会情势及城市居民的境况，也确定了这一点：全社会都还未出现明显的贫富分化；城市居民虽不像农民那样普遍贫困，但也普遍的不富裕，二者的差别并不很大。
       当然，在人民公社时期，对大陆农民的真实状况早有所察觉并挺而为农民说话的人还是有的。但他们的言行，却由于政治方面的障碍（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意志主宰一切）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忌讳、甚至拒绝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贫困现象），不仅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和结果，而且还遭到严酷的打击。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因此而受到残酷的政治迫害，连彭德怀这样在党和国家中享有很高政治地位的人，也未能幸免。这样一来，要使过去大陆农民普遍的贫困现象，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提出来，当时便完全不可能。
       把中国大陆农民的贫困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提出来，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出现，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开放虽很快改变了大陆农民普遍贫困的状况，但却从未消除农民中的贫困，而且陷入贫困中的农民数量一直很巨大（如上亿的人口），另方面则是由于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环境，已经使任何掩盖农民贫困状况的政治企图难以得逞，人们已争得较多独立观察与思考的自由，去关注和研究农民的真实处境。
       改革开放之后，大陆农民贫困的一些新的情况和其发生的相关社会背景，也使这种贫困必然成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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