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亚愚：“三农”问题——反思中的管见乡镇街道  ○

题，有的是由于社会转型必然带来的，而且也是转型过程的自然表现，如大量农民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的转移及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现象（如民工潮及其他流动人口问题）；有的则是由于我们过去的指导思想及重要举措的失误而造成的。这种失误虽然也表现为具体工作的种种不当，但主要是表现为它违背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和基本趋势。由于这种失误，原来因社会转型而带来的某些客观的“三农”问题，不仅带上了浓厚的人为色彩，而且也变得极为复杂、深沉和很难对付了。
       例如，当代世界的历史经验已反复向人们表明，任何国家，在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中，都必然会发生不可抗拒的三大历史进程：一是大量
   农民脱离土地由第一产业流入二、三产业；二是与上一进程相伴随的城市化进程；三是小农经济的瓦解、消失而代之以各种现代的农业经营形式。由于上述三大历史进程是巨烈的社会变迁，并且都和农村、农业、农民密切相关，所以，它们不仅会引起全社会的震荡，而且也必然要带来各种“三农”问题。如小农的大量破产、农村的暂时凋敝以及大量无业农民流落城市等等。
       但是，这些问题，只要上述三大历史进程无人为阻碍而进展自然，那么，它们都不会变得极端复杂、深沉和难以对付，并会随着一个国家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实现，而得到妥善的解决。这是世界上许多先进国家已表明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在一种错误的“社会主义”理念的支配下，我们在农村工作的许多所作所为都不是顺应上述历史方向和三大进程行事的，而常常是有意无意地逆上述历史方向和三大进程而行动。例如，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起，我们起初是用公社制度把全国农民牢牢地禁锢在土地上，并采取政治高压手段限制其人身自由，随后又通过政策法规形式（如户籍制）制造了延续至今的二元社会结构，把数亿农民关闭在城门之外。这样一来，中国大陆农民脱离土地投奔他业的历史进程以及城市化进程，虽不能说被绝对、彻底地打断了，但却至少可以说遭到了严重的阻碍和破坏。当今中国面临的“三农”问题，之所以显得十分严重复杂，应付起来极其棘手，便主要是上述原因造成的。
       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推行农业合作化改造小农经济，应该说是符合现代的历史发展方向和前述三大历史进程的。但我们不是将农民视为这一历史进程的主体，引导和帮助他们自愿地组织起来建立各种独立自主的经济体，而是将农民视为“改造对象”，通过各种政治和行政手段，把他们纳入了自己设定的便于政府从上至下层层管到底的全控机构。这样一来，原本符合当今历史发展方向和进程的对小农的改造，便无形中被扭曲成了对全体农民的严密控制，而农业合作化则被扭曲成了农村和农民对各级行政机构的隶属化。中国大陆农民后来普遍地陷入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体制性贫困”，其根源便在这里。中国当前面临的一些比较严重和深沉的“三农”问题，也是由此而播种下来的。
       上世纪80年代在我国农村普遍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包产到户），解决了过去农业合作化所造成的许多社会问题，但也带来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难以逾越的困境：全国农村几乎又都回到小农经济一统天下的时代。而小农经济既有碍于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又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和需要。要在此种经济的基础上使广大农民致富奔小康，更是不可能。于是，一些原来未意料到的“三农”问题便油然而生。农民们要维持农业的再生产和像样的生活，便不得不在农业之外去寻求出路，如果没找到这种出路，他们便必然陷入贫困。
       当然，上述情况的出现，并不是表明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本身是错误的，因为它是对已经严重束缚农业生产力的原公社体制的否定和对农民的一次新的解放。这种农业生产形式的推行，也是由农民发起和推动的，反映了广大农民的愿望和要求。但是，这种生产形式有很大局限性，如果不把它与合作组织联系起来纳入合作经济的轨道，便会跌入小农经济的泥潭。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虽然认真努力地在全国农村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但都几乎完全忽视了新的合作组织与合作经济的再造事业。时至今日，仍罕有人为此下功夫去研究和考虑在新的条件如何去培育和创立这样的组织与经济。在当今中国大陆，培育和创立这样的组织与经济，的确十分艰难，因为我们过去在农村中搞合作化，像波尔布特过去在柬埔寨搞“社会主义”那样左到了极端，结果把合作组织、合作经济的名声都败坏了。但是，中国的农村、农民和农业，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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